猫鱼(42)_陈冲

四二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 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 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 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 Costa的实验室进修。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 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作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母亲在少年时代，常看到外公请同事和学生回家，讨论最新的药理学文献，畅谈科研发展的趋势，总是到深夜才散。我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上，也听到不少他的学生感慨跟外公在平江路共度的时光，以及从中得到的意义、灵感和快乐。

　　“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抢房子住进我们家的人，逐步搬走。这栋常年失修的房子，像个病床上的落魄贵族，到处无序地接了管子、电线。哥哥在客厅壁炉架下方画了一根粗大的热狗，在壁炉架上面挂了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四周墙上贴满了他正在学的英文单词。桌椅家具旧得掉了漆，也不成套，倒是跟那个时空吻合，给人一种不经意的协调感。

　　母亲回国后继承了外公的传统，常在这间房里与她的研究生和各国同行一起，吃饭、喝茶、聊科学动向。这让好客的姥姥非常开心，每天教家里的保姆莲芬讲英文，帮着一起招待客人。我记得 Costa一家人来过，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 Kubota教授和夫人来过，美国国务院的医学顾问 Alfred Henderson 医生也来过几次。

　　母亲的博士研究生饶毅在悼念文章里写道：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跟随张老师做研究生的两年，是我一生学业最开心的两年。那时张老师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科学，研究“神经多肽的分子药理学”，集中于内源性阿片肽，新领域、新课题，受益匪浅……我们每周在平江路张老师家里，讨论科学文献、科学进展，姥姥有时专门要保姆做肥肉给我们吃。

　　张老师还具体帮我申请出国留学，不仅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提到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先生后，她马上请冯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 Avram Goldstein，也由于张老师的引荐，为我给多个学校写了推荐信。

　　张老师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孙凤艳教授也经母亲推荐，先后在东京理科大学和美国乔治城大学深造。孙教授在悼念母亲的文章里写道：

　　在美学习期间，国际著名的药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Costa教授，在向其他人介绍我时总是说，孙教授是张安中教授的学生。我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一次次感受到，张老师的学术水平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

　　母亲的遗物中有几封 Henderson医生给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去世后写的，信中回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 Henderson以国务院医学顾问的身份，跟随里根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为上海医学院带来稀缺的实验试剂。他说，里根总统见我一路捧着一个金属冰冻盒，开玩笑说，你还怕我不为你提供伙食啊？

　　据不少同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实验室的条件还很差。不仅仪器跟不上，也没有他们做实验需要的阿片样物质的标准品，及其他几种具有阿片样作用的化学试剂。母亲当年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往来，为国内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去函美国国立毒品研究所（简称NIDA），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赠品。不久得到NIDA 回信：我们愿意支援你，但是这些试剂属于毒品，是海关的一级禁运品。如果你能解决海关问题，我们可以将试剂寄给你。

　　母亲在报上读到里根总统即将访华，并会在上海停留，就想到总统的飞机是海关免检的，可以请他把试剂带过来。母亲毫不精通人际关系，也不懂办事，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但是她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她天真、诚实和执着的性格，赢得了多方支持，居然让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成为了现实。NIDA经里根总统同意，用直升飞机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毒品仓库取来试剂，直接跟随“空军一号”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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