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41)_陈冲

四一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 Solomon Snyder 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Albert Lasker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 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 街和 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久久凝视，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师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 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 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 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 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 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华尔道夫酒店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 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 Pasternak的要大很多。 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由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 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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