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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就这样,上海医学院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试剂。后来实验室中各届研究生都用过这些试剂,并撰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试剂是美国总统带来的吧。

  Henderson的信中还提到,母亲接到试剂后请他到家里吃饭。那天上海市政府有盛大的招待晚宴,但是他觉得,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家中吃便饭,是更难得的机会。那次以后,Henderson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末代皇帝》在华盛顿的首映式,我也邀请了他。有一次他访问上海,我和母亲都不在国内,他独自去探望了姥姥。信中他写了对姥姥的敬佩。寒冬腊月,老人家在阴冷的屋子里瑟瑟发抖,把双脚放在一只铜炭炉上取暖,但是她仍然幽默机智,谈笑风生。他跟母亲说,你长得像她,应该庆幸基因有可能让你成为这样的老人。

  又梦见母亲——前些天也做过类似的梦:我背着她在街上行走,她的身体完全是软的,不停地从我的肩背滑下来。眼看她的头要摔到地上,我拼命护住她,但她的头还是砸到地。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镜子里,一双昨晚吃过安眠药的眼睛望着我。自然睡眠和化学睡眠的差别,就像是真爱和一夜情的差别,眼睛和身体都没有被糊弄,它们知道的。

  哥哥和我都遗传了母亲的失眠。“睡得好吗?”在我家从不是一般的问候,而是会引起早餐桌上的严肃讨论:昨晚服的哪种安眠药,醒了几次,做了什么梦;哪种药入睡最快,哪种睡得最长;母亲会告诉我们,哪种药是作用于哪些受体,最新的科学文献上是怎么说的。有时,我吃了药仍然彻夜不眠,母亲会说,那只有祷告,你一定要记得祷告。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应邀去美国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脑中的LSD受体,用以治疗精神分裂症。当时美国的几大药厂,都在激烈竞争研发这个药,她对那项科研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似乎记得她总是离成功的结果很近,然而提取物总是在一次次提纯的过程中消失。

  有一天,母亲突然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我洛杉矶的家里。她看上去苍白无力,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甲都脱落了。我很震惊,但不敢问她。马里兰州的高医生告诉我,母亲患了严重抑郁症,也许是工作压力太大,生活太孤独。

  大概在她八十岁上下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何聊起,那个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始终没有人做成。母亲说,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吧。我感到诧异,从小时候“鸡怎么到了鸡蛋里”的问题开始,她一直在给我灌输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逻辑。难道她现在认为,鸡在蛋里是上帝的旨意?她接着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的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不久后有一天,母亲跟我说,我知道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过去姥姥也是这样的,科学对这个问题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祷告。那以后,她的记忆不断地衰退,思绪不断地回到造物主的身上。

  为了理解母亲的失忆,我买了一本脑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写的《错乱的头脑》。 Kandel因研究“学习与记忆储存”,在二〇〇〇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见我在读书,母亲问,你在看什么书?我说,一本科普,通过有病的头脑去理解“正常的”头脑。这曾经是她着迷的话题,但她已经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阅读,因为她失去了储存新信息的能力。她拿过书看里面的插图。我说,书中的科学家企图用生物学和影像学,用“意识的神经关联”的实验,来定义意识是什么,从哪里来。她说,光用生物学和影像学来解释意识,怕是不可能的。这实验没有接触到意识的根本,无法证实人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人只有用自己的意识去解释意识,怎么可能彻底理解?那个时刻,清醒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母亲头脑的夜空。两分钟后,她完全忘记了这场对话,令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过。

  癌症发展到后期,医生给母亲用了大量止痛药品——包括她研究了几十年的吗啡,使她经常处在半睡眠状态。有时她清醒过来,断断续续嘟哝着脑内PCP 受体的什么什么,MNDA受体的什么什么——仿佛她在梦中顿悟到了精髓。

  整理遗物时我看到母亲的简历,从字迹来看,写时她已经很老了,早就不需要简历了。她翻来覆去打了好几页草稿,仿佛不能相信,那些曾经澎湃的雄心居然缩成了这样干瘦的几行字。有一页草稿上,“杜邦公司”下面有五个潦草的铅笔字:最大的失败。那后面还写了半行字被画掉了,不知她觉得解释不清,还是解释没有任何意义。

  我问哥哥是否知道在杜邦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回,妈妈那次是拼了命的,好像她为了操作更精确,有时在提纯过程中不戴手套接触同位素。后来她发现,部门上司在申请这笔科研资金的时候,其中某环节的数据不符合事实。

  原来母亲燃烧了近两年的激情与生命,企图证实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企图到达一座海市蜃楼。

  我想起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世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冥冥中知道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会用毕生去希望和等待它的到来。人类因此而悲哀,也因此而伟大和辉煌。

  也许母亲没有实现她的梦想,也许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她的梦想。科学本来没有终极,每解决一个问题,只会揭开另一个问题神秘的面纱;每到达一个山峰,只会发现前方还有另一个山峰。这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宇宙永远比我们对它的理解更为丰富。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母亲毕生都在朝着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奋斗。也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她深切体会到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确实存在,因而敬畏自然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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