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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花园大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侍者彬彬有礼,在围城拉马拉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达维什围了块白丝巾。他是那种很难判断年龄的人。我想苦难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时也会抹去岁月的痕迹。他有个乐观的鼻子,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他生于一九四一年。七岁那年,他们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达维什逃到了黎巴嫩时和家人失散,一年后他回到故乡,那儿已被夷为废墟,以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定居点。他在小学开始写诗,由于“政审”不合格,不能上中学。他蹲过班房,并多次被软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步行去参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门略有凉意,明月升起来,满地清辉。远处是灯火通明的耶路撒冷。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历史上招来多少灾难,且都是以神的名义。说来宗教作为一种想象活动,恐怕源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诗歌不同,那是源于集体的想象,势必与权力发生关系,从而被权威化制度化甚至军事化,一旦和另一种集体想象遭遇,非闹得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不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个人体验,“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行干脆就“立地成佛”。再说,想象需要空间,这空间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城极有限。而想象的传播和反馈往往导致更复杂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头一次,如闹剧。那想象首先和企图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罗马教皇的野心挂钩,又把一个在法国修道院打瞌睡的隐士唤醒。他煽风于地下,点火于基层,在莱茵河畔纠集起八万贫农,向东进发。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诺是动力,可他们连圣城在哪儿都闹不清,又没补给,沿途打家劫舍,最后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说她是女高音,是业余的;我说我是诗人,也是业余的。她笑了。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伤亡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洛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在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多月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i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e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比尔泽特(Bi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一起共进午餐。比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瘆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戴蒙面纱巾。比尔泽特大学是巴勒斯坦第一所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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