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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

  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圣殿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圣殿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画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〇〇〇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做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分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俩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叉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罗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掖,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儿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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