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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午夜之门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
  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题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半,法航1992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着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i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作家,包括好几个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签了名。

  我们一行外加十来个随行记者,登上机场门外法国总领事馆的专车,于四点四十分出发。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来越荒凉。这基本是块不毛之地,砂石堆积成丘成山成阴郁之海,灌木野草杂陈,让人想起戈壁滩。

  一九九〇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搂着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我们去过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那儿的屯垦区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龙,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数。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数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畅通,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先是一个紧挨着阴森森的兵营的哨卡,旁边停着坦克,前方是炮楼,射击孔像空洞的眼窝。车门吱地打开,总领事馆的代表拿着以色列国防部的特别许可证,跟大兵交涉。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过去,聚光灯刺眼。只见那个大兵又叫来他的上司,估计是个排级干部。他用步话机向上级请示。他先索去我们的护照,又上车一一查对。他很年轻,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来这儿找死?他又用步话机联络,等了好一阵,总算挥挥手放行。车没开多远,又是一个哨卡,这回耽搁的时间较短。继续向前,一个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现,他一招手,停在路边的警车启动,闪着蓝色顶灯在前面开道。我们终于进入拉马拉。

  拉马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实它没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处,比那儿高出六十米,居高临下。它周围是山,泉源充足,是约旦河西岸的避暑胜地。拉马拉是拉马拉和比拉两城市的合称。拉马拉建于十二世纪十字军占领时期,而比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时代。《圣经》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传说圣母玛利亚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并定居。五〇年拉马拉归属约旦,而六七年“六日战争”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约旦把主权归还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仍由以色列统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军,拉马拉成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马拉像座死城。街上无人,车少,建筑物大都黑灯瞎火。到达花园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点。主人在旅馆门口迎候。领头的是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我们是应他的邀请而来的。在记者问及我们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时,索因卡答得好:“这很简单,我是应被围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达维什之邀。大家两度盼着他去领取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奖金,并和其他作家交流。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迟,然后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这次翻越边境的机会是大遗憾。由于达维什不能来,我们应该去找他,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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