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苏绰传(2)(译文)

苏绰传(2)

　　其二，敦厚政教风化。

　　天地的本性，惟有人最可宝贵。

　　人具有中正平和之心，仁义宽恕之行，异于木石，别于禽兽，所以最可贵。

　　可是本性无法一直保持，而是随着教化变迁。

　　以敦厚朴实教化，则性亦质朴率直；以浮薄狡诈教化，则性亦浮薄。

　　浮薄是衰亡败坏的风气，质朴率直是淳厚平和的风俗。

　　衰亡败坏则祸患动乱层出不穷，淳厚平和则天下自安。

　　国家或治平，或丧乱，或勃兴，或败亡，无不由教化所起。

　　然而世道衰颓，已有数百年之久。

　　天下大乱也已将近二十年。

　　百姓不见德行，只见战乱；掌权者不施教化，只用刑罚。

　　如今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天下未定，既有战争，又有饥荒，所有体制都是匆匆创立，大多是权宜之计。

　　以致使礼让之风不兴，风俗未能改变。

　　近年收成稍丰，徭赋尚轻，百姓略得温饱，则教化可以实行了。

　　凡各级地方官员，应当端正思想，对上承奉朝廷旨意，对下宣谕教化。

　　实行教化，贵在能培养淳朴之风，浸润以冲和之元气，广布道德，显示朴素。

　　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向善，不知不觉中消去邪伪之心，嗜欲之性，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才是“化”。

　　然后教育百姓孝悌，使他们有慈爱之心；教育百姓仁义和顺，使他们和睦相处；教育百姓礼义，使他们互敬互让。

　　有慈爱之心，就不会遗弃亲人，就不会因物质利益而互相竞争。

　　三者俱备，就可以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了。

　　先王移风易俗，倡导淳厚朴素，轻易而治理天下达于太平盛世，其原因全在于此。

　　这是最重要的道理。

　　其三，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

　　人存在天地之间，衣食是性命的根本。

　　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

　　饥寒关系到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想使百姓广行礼义谦让，犹如在长坡上自下而上滚动弹丸，势必无法实现。

　　所以古代的圣贤君王都了解这种情况，一定先要使百姓衣食丰足，然后才实行教化。

　　衣食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

　　而充分发挥土地生产能力的原因，又在于勉励农耕有正确的方法。

　　主管此事的是各级地方官员。

　　百姓愚昧，智力不足，必须加以勉励考核，才能出尽全力。

　　各州、郡、县，每当年初，必须命令百姓，无论年纪大小，只要能操持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翻耕土地，不得延误。

　　耕种结束后，要及时管理禾苗，麦收、养蚕之时，男女老幼都应全力以赴，如同救人、救水、抵御盗贼一样，然后才可以使农夫不荒废田地，养蚕的妇女取得成效。

　　如果有游手好闲、懈怠懒惰的人，早收工，晚出工，贪图安逸，厌恶劳动，不勤于农耕，里正、户长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上报郡县，郡守、县令可就事加以惩罚，以劝戒众多百姓。

　　这是贤明的守令所实行的教化。

　　即使是百亩之田，也必须春天翻耕，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才有过冬的食物。

　　这三个时节是务农的关键之处。

　　倘若失去其中一个时节，就不可能吃到谷物。

　　所以先王告诫说：“一个农夫不耕田，天下必有因此而挨饿的；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必有因此而挨冻的。”如果在这三个时节不明事理，而使百姓荒废农耕，这就是断了百姓的性命，把他们赶向死地。

　　孤独贫弱之户，无牛之家，勉励他们互通有无，互相帮助。

　　在三个农时的间歇时间和下雨的空闲时间，还应当教育百姓种植桑树、果树，栽培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猪，以备生活之需，养老之用。

　　治理政事不宜过于繁琐，过于繁琐就会烦难百姓；勉励农耕也不应过于简略，过于简略就会使百姓懈怠。

　　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会掌握时节更替，政令繁简适中。

　　所以《诗经》说：“非刚非柔，施政宽和，福禄齐至。”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只有滥用刑罚了。

　　其四，提拔贤良之才。

　　天生众民，无力自治，所以一定要奉立君王来治理他们。

　　君王无法独自治理天下，所以必须设置君臣来辅佐君王。

　　上至帝王，下及郡县和诸王封国，得到贤臣则可太平，失去贤臣则必动乱，这是根本的道理，历代帝王无法更易。

　　如今刺史守令都有下僚吏员，这些都是辅佐治事的人。

　　刺史府衙的官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的属员则由牧守自选。

　　从古以来，州郡的大吏是只取门第，大多不选贤明能干之人；小吏则是只试写作能力，不问他们的志向行为。

　　门第本是先辈的封爵官位，并不能避免子孙的愚昧；写作是身外的微末之技，也并不排斥本人性格行为的轻薄虚伪。

　　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贤明能干之人，好比是骑骏马而日行千里；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愚昧之人，则如同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实无所用，无法使之行路。

　　倘若从写作之中选得志向操守俱佳之人，犹如精雕金玉，内外皆美，实为人中之宝；假如从写作之中选得轻薄虚伪之人，好比是装饰着彩画的一段朽木，只能一时好看，而无使用价值。

　　如今的选举，应当不限于门第，只着眼于真正选拔出人才。

　　假若得到这样的人才，自可出身卑贱而为卿相，如同伊尹、傅说那样，更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假若不是这样的人才，像丹朱、商均虽是帝王后裔，连百里封地都无法保住，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观察人的道理由此可知。

　　寻求有才能技艺的人，目的是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

　　若是有才能技艺而且立身正直的，必定施展他们的才能使政治清明安定；假若有才能技艺而又为人奸诈虚伪的，将利用他们的官职而制造动乱，又怎么求得清明安定呢？所以欲求才能技艺，必然先选择志向操守。

　　凡志向操守俱佳者，就举荐他；凡志向操守不好者，就摒弃他。

　　但是，如今选拔人才的官员大多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该举荐什么人”。

　　这话没有经过思考，不合道理。

　　为什么呢？古人有言：圣明君主兴起，不待上天降辅佐之臣；圣人受命，不待大地荐有才之士。

　　总是任用当世之人，治理当世政务。

　　所以殷朝、周朝不会空等稷、契这样的大臣，魏朝、晋朝也不会假手萧何、曹参的辅佐。

　　孔子说：“十家之村，必有像我一样讲究忠信的人。”难道万家聚居的都市，竟然说没有人才？不过是寻求不勤，选择不精，或者是不得其用，即使有了委任也无法尽展才能，所以说没有人才罢了。

　　古人说：“从一千人中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称为英才，从一万人中选拔出来的英才称为俊才。”以聪明才智授予官职的人，以高尚行为闻名全国的人，难道不是近于英俊之士吗？只要能勤勉详察，舍弃虚假，取其本质，各自都能得到州郡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样，百姓无论人数多少，都足可以治理了。

　　谁说没有贤才？美玉未经雕琢时，同砖瓦石头相似；名马没有奔驰时，与劣马相混杂。

　　一旦美玉经过雕琢显出光泽，名马稍试足力，就可看出它们与石头、劣马的不同了。

　　那些贤能之士没有被任用的时候，也是混同于一般的人，与美玉、名马没有什么区别。

　　必须把政事委任给他们，把任务交付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与平庸之辈显出差别。

　　从前吕望屠牲钓鱼，百里奚喂牛，宁生敲打牛角，管夷吾三次失败，在那个时候，那些庸俗之人怎会说他们贤能？等到他们辅佐明主，完成霸业，积数十年之力大功告成，人们才认出他们是才能卓异之士，于是后世称赞不绝。

　　像他们那样的奇伟之才，绝代英杰，尚且不能在机会未到之时有别于一般的人，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如果一定要坐等吕望出现然后再用，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吕望这种人才；如果一定要坐等管夷吾出现才加以委任，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管夷吾这种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才能的人必然是从微贱而到著名，其功劳必定是由小功积累而成大功，哪里有尚未任用而已成大业，不加使用而先已成名的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则贤能可以求得，有才能之士也可以选到。

　　得到贤能而加以委任，得到有才能之士而加以使用，那么天下的清平安宁是不愁实现了。

　　然而善于做官的人必须先使政务简要。

　　政务简要，则有道德的人容易充任，有道德的人易于当官，则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政务繁琐，则属员中一定会混入坏入，混入坏人后，则政事必出弊病。

　　所以有这样的话：“政务简要则事少，事少则百姓清静；政务繁琐则事多，事多则百姓混乱。”清静和混乱的原因，在于政务之简要或繁琐。

　　查现在的吏员，人数不少。

　　从前民多事多，尚且能够治理，而如今人口减少，依照原来的数目设置吏员，还认为人手不够。

　　听说下面的州郡还有兼职和代职，扰乱百姓，十分无理。

　　像这一类人，应当全部免职，不能让他们习以为常。

　　不在州郡当职的官，也必须选择有道德的人，以至里正、户长之职，都应当谨慎选择，使他们胜任其职，便于互相监督统领。

　　里正、户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

　　根基不歪斜，上面必然安稳。

　　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

　　可是为了谨慎周密起见，必须予以委任来试验他的才能，加以考核和观察。

　　从他在家的言行，以至邻里族人，都要访查清楚，观察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这样就会明白知人之道，区别贤能与奸邪。

　　按照这个方法来寻求人才，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和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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