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苏绰传(3)(译文)

苏绰传(3)

　　其五，慎用刑法。

　　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感情，有个性。

　　性情或者为善，性情或者为恶。

　　善恶一旦分明，随之就是赏罚。

　　赏罚适度，则可制止恶行而勉励善行；赏罚失度，则百姓不知所措。

　　百姓不知所措，就会生出怨恨反叛之心。

　　因此先王重视赏罚，特别警惕谨慎。

　　所谓警惕谨慎，就是要使治狱之官全心全意，推究案件的原委。

　　首先要察言观色，倾听诉讼，再用事实加以验证，妙解疑难，尽破奸伪，使邪恶无处可藏，就一定能够找到罪犯。

　　然后根据犯罪事实量刑，轻重适当，赦免那些犯有过错的人，怜惜那些愚从的人，侦得实情不要喜形于色。

　　又要推究情理，考虑礼制和法律，无不合于人心的深隐之处，昌明圣教，使罪犯服罪。

　　这是最好的情况。

　　可是地方官员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究事理情由，也或许难以一一问个水落石出。

　　只是应当怀大公无私之心，去偏袒枉法之想，务必求得是非曲直，尽量做到公平恰当。

　　听讼察狱之理，在于尽量查证，然后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躁，有疑点则从轻发落，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根据案情判决，案件就不会积压。

　　这是次一等的情况。

　　如果不存宽厚仁慈之念而肆意残暴，把百姓看得如同木石一样，任意拷打。

　　狡猾者即使罪情暴露也有可能免受惩罚，辞辩不强者即便无罪倒反而被罚。

　　像这样的情况属于下等，不敢把共同治理的职位托付给他们。

　　如今的地方官员，应当努力达到中等水平，向最高水平看齐。

　　如果属于下等，则应依法惩治，不得赦免。

　　所考虑的事情应当更远更大，心中不忘道德教化。

　　先王的命令说：“与其杀死无罪之人，不如赦免有罪之人；与其妨害善行，不如使它更为放纵。”明知必然无法治罪，就宁可多放掉一些有罪之人，而决不妄害一个好人。

　　如今的官员却不是这样。

　　援引法律条文，苛细周纳，巧言审讯，宁可罗致好人的罪名，也不肯依据刑法而免罪。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他们都喜欢杀人，只是说为吏宁可严酷，可以免留后患。

　　这就是只图自己方便，不考虑什么是公正，如此执行法律的，都是奸诈小人。

　　人是天地间的宝贵物品，一旦死去则不可复生。

　　然而在严刑拷打之下，有人由于难以忍受痛苦而被迫认罪，无法申冤，从而受到刑罚乃至处死，将来恐怕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自古以来，就规定了审案的五种方法和对犯罪者可以从宽处理的三种情况，制定出对各种狱讼谨慎从事的法典，这都是十分关怀百姓的措施。

　　凡是伐木割草，打猎不顺手，尚且违背时令，而有亏于帝王之道，更何况刑罚不当，滥害好人，难道不伤害上天之心、有违于谐和之气吗？天心受害，和气被损，而想使阴阳调谐，时令顺遂，万物繁茂，百姓快乐，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人们说：“一个人叹息不满，先王所行的正道就有可能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所有的地方官员，可以不谨慎从事吗？假若有大奸大恶之人，伤风败俗，违逆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违背正道，则杀一人而警戒百人，以澄清君王的德化，这时可用刑。

　　了解了这两种方法，则刑罚与政令就可以尽知了。

　　其六，平均赋税徭役。

　　帝王最宝贵的是帝位。

　　用仁义来巩固帝位，用钱财来聚集人才。

　　要明白先王必定用钱财招揽人才，用仁义守住帝位。

　　国家不富足，帝位不能巩固。

　　所以从三皇五帝以来都规定有征税的法律。

　　虽然轻重各有差别，但用途则一样。

　　如果反贼未平，军费浩繁，即使还来不及减少，以体念百姓的疾苦，但是可以平均赋税，使百姓不再匮乏。

　　所谓“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而只征贫弱，不纵容奸猾、困窘愚拙，这就是平均。

　　所以圣人有言：“平均则无贫困。”可是，财货的产生很不容易。

　　纺纱织布，都要一点一点做起，旬日之间难以见功。

　　必须勉励考查，参与经营管理。

　　产绢之乡先要纺丝，产麻之地应及早织麻。

　　在征收之前就有准备，到征收之时即可交纳，所以帝王的赋税能保证供给，百姓也不感到困窘。

　　如果不事先勉励告诫，到了征收之时急迫无措，又担心拖延时日会遭到拷打，只好临时操办。

　　大商人们因此而牟取暴利，百姓有钱者只得高价买进，百姓无钱者被迫向他们大举借债并偿还利息。

　　于是交税的百姓就困苦了。

　　交纳田赋税款时，虽然定有规格，但考虑贫富差别、等级次序，都由里正、户长规定，并与郡守、县令有关。

　　如果考虑得当，那就政治清和而百姓喜悦；如果检验管理没有法度，那就会导致吏员作奸而百姓怨恨。

　　在征发劳役时，大多又不注意。

　　以致使那些贫弱之人派往远方防守，而且干很重的活儿，而把那些年轻力壮之人派往近处防守，干较轻的活儿。

　　郡守、县令如此用心，不存体贴百姓之意，都是帝王政令的罪人。

　　太祖十分重视这些意见，常常把它们放在座位右边。

　　又下令所有官员认真学习。

　　凡是牧、守、令、长，如果不通晓以上六条及计算账目的，一律不得当官。

　　从晋末以来，文章竞相浮靡华艳，蔚然成风。

　　太祖想改革这一弊病，就趁着魏帝祭祀太庙、群臣都在的机会，命令苏绰写了一篇诰文，上奏实行。

　　这篇诰文文词古朴、风格典雅。

　　从此以后，文章都遵依这种风格。

　　苏绰勤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

　　由于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份内的职责。

　　广泛访求贤能英杰之士，共同弘扬治国之道，凡是他所推荐提拔的，后来都当了大官。

　　太祖也对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间没有猜忌。

　　有时太祖外出巡游，便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根据情况决断，太祖回来时，也只是打开看一下。

　　苏绰曾说过，治国之道，应当像慈父那样爱惜百姓，像严师那样教育百姓。

　　每次与公卿讨论政事，总是从白天直到深夜，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

　　苏绰思劳过度，气行阻滞。

　　大统十二年(546)，在职位上去世，当年四十九岁。

　　太祖极为惋惜，哀哭之声感动了左右随从。

　　等到将要下葬的时候，太祖对公卿们说：“苏尚书平生谦和礼让，提倡俭省节约。我想满足他素来的意愿，又担心那些庸俗之人散布流言蜚语；如果对他厚加赠封，又违背了当初倾心相交的道理。实在是进退两难，不易决断。”尚书令史麻瑶上前说道：“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明大夫，一件狐皮袍子穿了三十年。他死的时候，只留下一辆车子。齐侯没有改变他的意愿。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退自守，臣下以为葬礼宜于从俭，以表彰他的美德。”太祖称赞麻瑶讲得有理，推荐他入朝。

　　苏绰归葬武功时，只用一辆白色布质的车子载他。

　　太祖与公卿们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门外。

　　太祖亲自在灵车后以酒浇地，说道：“苏尚书平生做事，他的妻子、孩子、兄弟们有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懂得我的心，我了解你的心。正准备共同平定天下，不幸竟舍我而去，有什么办法！”说到这里，太祖放声痛哭，酒杯也从手里掉下去。

　　到安葬那天，太祖又派使者以牛、羊、猪三牲祭奠，太祖亲自写了悼文。

　　苏绰还著有《佛性论》、《七经论》，都在世上流传。

　　明帝二年(558)，以苏绰配祭太祖庙庭。

　　儿子苏威承袭封爵。

　　隋朝开皇初年，由于苏绰在前朝著名，下诏道：“从前汉高祖钦佩无忌的义气，魏武帝援引子干的遗风，前代有名望的贤人，皆被其后的帝王所推重。魏国已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其施政办事，艺文礼乐皆备，遗风可赞可颂。施展才力，辅佐前王，名垂青史。应当赐予封地，以表彰贤能之人。”于是追封苏绰为邳国公，食邑二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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