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传(2)

苏轼传(2)

　　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我所要说的，仅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上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悦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余人，在外面分到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少年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新奇古怪，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人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是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们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到森林里去，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好比捕风捉影，光听说内库钱拿出来数百万，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来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打算修筑陂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陂塘，一年一淤积，三年陂塘就淤满了。陛下于是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访寻水利，狂妄轻飘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粗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的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就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库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即使吃提出建议的人的肉，对于百姓有什么补救！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自古以来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雇募役人，而且想把这一做法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已包括在一起了，如何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有搜括百姓钱财的大臣，庸役钱没有被废除，而差役照旧，推究其根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把它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交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借青苗钱的农户，肯定都是孤苦贫困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发展势头，将来天下百姓会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自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府害了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过去汉武帝因为财力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便宜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在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动乱。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想要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今天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其费用已经很多，纵使稍稍有什么收获，但征收商税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举的例子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份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以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皇帝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了。因此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取得成功而希图富强。爱惜风俗，好比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法律可以使百姓整齐划一，勇猛强悍的男子可成就事业，忠厚近似迂阔，老成初看好像迟钝。但终究不肯以彼代此，是因为知道所得到的小，而所丧失的大。仁宗皇帝执法非常宽厚，用人按次序，专意从事掩过盖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的典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功，只能说还没有得到。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国库，那么仅仅满足需要而没有剩余。仅仅因为恩泽存在百姓之中，民间风俗懂得大义，因此仁宗皇帝升天之日，天下归于仁。议论的人见仁宗皇帝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什么起色，就想以苛细急察的办法加以矫正，用智谋和才能加以划一，招来新提拔的人勇于急进的人，以求取得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提拔官员的门径，假使有意外收获，一步就可得到公卿侍从这样的官职，使得按常规升迁的人也产生非份之想，想到期望风俗敦厚，哪里可能得到呢？近年直率纯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得到提拔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痛惜这种状况挽救这种风气，以简单易便为立法的标准，以清静作为思想的出发点，百姓的道德就会归向敦厚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敦厚风俗，原因就在于此。

　　“祖宗委任台谏官，不曾处罚过一位进谏的人，即便有轻微责罚，不久就越级提升，允许台官根据传闻弹劾，而御史台和谏院都不设第一把手。进谏时说到皇帝，那么天子改变仪容；弹劾之事牵涉到朝廷，那么宰相暂离相位等待调查。台谏官固然未必个个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用他们来使掌权者感到压力沉重，这是空话吗？将用他们摧折奸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捕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而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而养不叫的狗。陛下怎能不上念祖宗设立此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后代作好永久的防备？我听到老年人的谈话，都说台谏官所讲的，常常是随着天下公论。公论所赞许的，台谏官也赞许；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怨恨毁谤交替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气，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工具，以致皇帝孤立，纪纲一旦坏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我之所以希望陛下保存纪纲法度，原因也正在于此。”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因此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对本朝称臣，但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敢接受他们的礼物！”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然后苏轼才接受了礼物。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