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传(3)

苏轼传(3)

　　当时新政天天下达，苏轼在这中间，每每借行新法之际方便百姓，百姓赖之以得到安定。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官吏以违反法令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不久朝廷知道手实法危害百姓，废除了它。

　　有盗贼案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禁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此事后，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置他于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惟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撰成国史。”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这样说：“苏轼贬谪居住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更加深刻，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而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苏轼说：“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它。现在西方打仗，连年不得解除，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独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它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说，在朝廷外就不说，这是侍奉皇帝的常礼。皇帝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的。”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虽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半年磨勘，虽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苏轼到常州时，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与司马光、章惇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惇经常开玩笑侮辱围困司马光，司马光对此很苦恼。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以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为蜀先主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流传，如果对他不加礼遇，必然会被认为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是君实呢。”章惇认为苏轼说得对，司马光借此得以稍稍安定。

　　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进入要害部门，他向宰相蔡确要求辞去这一职务。蔡确说：“您在仕途盘旋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人能超过您。”苏轼说：“以前林希与我同在馆阁中，而且他年纪比我大。”蔡确说：“林希果真应当比你先提拔吗？”最终还是不同意。元祐元年（1086），苏轼穿戴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哲宗立即赐给苏轼用银装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为中书舍人。

　　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的时间长了产生弊病，百姓中服役的人却不习惯所服的差役，官府又残暴地役使他们，导致多数人破产，地多人少的地方有人终年得不到休息。王安石在神宗朝任宰相时，把差役法改为免役法，根据户等的高低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执行免役法的官吏向百姓索取超过规定的钱财，因此免役法成了百姓的祸患。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危害，而不知它有利的一面，打算恢复差役法，选派官吏和设置机构，苏轼被选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在于聚敛民财，百姓十室九空。聚敛于上而下面却有钱荒之害。差役法的害处，在于百姓常在为官府服役，不能集中力量务农，而贪官污吏得以乘机敲榨勒索。这二者危害的轻重程度，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呢？”苏轼说：“法令制度连续相承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渐渐变化百姓就不会惊慌。三代的制度，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等到唐朝中叶，把府兵全部改变为长征健儿，自从那时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当兵的也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布帛养活军队，军队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感到方便。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的免役法，实际上大致和这一样。您想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好像废除了长征健儿而恢复府兵，不容易吧？”司马光听了不以为然。苏轼又到政事堂陈述自己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招纳义勇，您任谏官，为此事争辩得十分激烈，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过去听您讲这事的详细情况，难道您今天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讲完自己的意见吗？”司马光笑笑。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元祐二年（1087），苏轼兼任侍读。每当给皇帝读书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无不反复开导皇帝，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而沉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曾给哲宗读祖宗《宝训》，因此讲到时事，苏轼说：“现在赏罚不分明，对善恶没有什么鼓励或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大势正向北流，然而强行使它向东流；西夏人入侵镇戎军，杀死掠走几万人，军队主帅不向陛下报告。如果每件事都是这样的话，恐怕会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苏轼曾经锁在皇宫宿值，奉召入对便殿，宣仁太后问他说：“你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任常州团练副使。”宣仁太后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问：“为什么被迅速提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说：“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的？”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吃惊地说：“我虽然不肖，但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来得到提升。”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来得及提拔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痛哭失声，宣仁太后与哲宗也哭泣，左右侍从也感动得泪下涕流。过了一会儿让苏轼坐下喝茶，撤下皇帝御前的金莲烛送苏轼回到学士院。

　　元祐三年，苏轼权知礼部贡举。适逢大雪纷飞十分寒冷，参加贡举考试的士人坐在庭院中，噤冷得说不出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禁约，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巡铺内侍每每折辱应试的举人，并且拿举子文章中意思暧昧的单词，诬陷为罪状，苏轼全部上奏朝廷赶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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