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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传(1)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他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各地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听到古今成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旨。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激愤叹息,苏轼请问:“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地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正中我的心意。”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风中割裂肢解,诡辩异辞的弊病占据优势,主考官欧阳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打算把苏轼录取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文章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做,所以只列置第二;苏轼再以对答《春秋》旨意,获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此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此人以出一头之地。”听说此话的人开始纷纷议论不息,久久以后才信服。

  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祐五年(1060),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都好,把他推荐到秘阁。考试六篇文章,以往考试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自从苏轼开始打草稿,文字意义十分粲然可观。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为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而已。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筏运南山木材,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山险要地区,负责运输的衙吏接踵倾家荡产。苏轼调查了运输南山木筏的利害关系,特为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因时制宜决定木筏是行进还是停止,从此以后运输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苏轼的名声,打算仿照唐朝成例召他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职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考试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番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适逢苏洵去世,英宗赠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父亲一个官职,于是朝廷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年亡故,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他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守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荫补子孙时,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掌朝政,一直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变更科举、兴立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假使皇帝和宰相具有知人之明,朝廷具有求实措施,那么胥吏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因袭现在的办法,我认为足够有余。假使皇帝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那么公卿侍从中也会经常担忧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以不可以,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是合乎时代需要的,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随之变化,这好比江河的移迁,如果强行要它回故道,那是难以为力的。

  “庆历年间(1041~1048)本曾建立学校,到了今天,只是仅存空名。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制,变易现在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府房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范围内,设立官员设立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之事谋划于此,又检查出不遵守教育的人摒弃到远方,这不是空增纷乱,因而害苦天下吗?如果没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对时政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改革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能因袭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说贡举制度,已实行了百年之久,国家的治乱兴衰,当初就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时代,贡举制度,和现在的相比哪时更精审?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时更优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多?天下的事情,与现在相比哪时更得到治理?比较这四方面的优劣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者说乡试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词,或者说专取策问和议论而废除诗赋,或者想兼采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考试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试帖经墨义而考试经书的要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预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从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下无底当,上无篷盖,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容貌仪表,超脱世俗,无所附者,如清泉夏露,不可掬挹,这怎么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习性,安于放纵自己而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精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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