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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3 三起三落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1932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1000多人,同时,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1932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1930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1931年10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5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6000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20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1932年10月10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40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7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

  11月2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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