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4)_全勇

四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4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10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1000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50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200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1933年1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4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70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1933年1月19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

　　“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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