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6)_全勇

六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1931年1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6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7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4　“左”倾关门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

　　“……这时（1932～1933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军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个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太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的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性，纪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白区”的群众互相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奸细抓起来拷问。这样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1933年5月31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满反日民族革命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造船、缫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受部分的失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江好的投降等，这充分地说明国民党胡子头……

　　另一方面充分地说明该广大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于孤立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5　中央来信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着中央的有关指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的指示。1933年3、4月间，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书记老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来复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的省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中央并没有失去联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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