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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了台北之后，维梁很少回来，信息也不多，两三个月也难得有一封信，而且都是简短的。过年时，他回来了，但仅一天便走。母亲三番两次地叮嘱他，过台湾年【注：指农历年。】一定要回来，他只是支吾其词，结果还是没有回家。 　　今年过日本年【注：指新历年。】维梁突然出现在维栋面前，表示他台北的工作已经辞退了，暂时要在家里待一阵子，做什么事，也还没打算。兄弟之间已没有多少话可谈──不，应孩说，维栋这边有无数话语要向弟弟倾诉的，可是维梁却匆匆忙忙地就离去了。 　　这次两人见面，维栋确确实实地体认到，弟弟再也不是从前的弟弟了。难道在台北待了两年多三年不到，一个人会发生这么重大的改变吗？维栋怎么想也想不通。他渴盼与维梁多接触，以便多了解一下，如果有困难，他也希望能给他帮忙，可是维梁就是不肯给他这个机会。唯一使维栋觉得欣慰的，是维梁似乎并没有抱怨他。只是他那种锐利的眼光和若隐若显的一种强烈神色，不仅使他再次感受到对弟弟的陌生，而且还教他感到莫名的恐惧。 　　现在，弟弟对维栋的切身的问题──搬不搬回来住──表现得这么漠不关心，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但是，这个问题，做哥哥的人实在不好开口征求弟弟的意见，于是两人便落入沉默了。 　　维栋看了一眼维梁。维梁眉峰紧蹙，眼露闪光，显然已经把哥哥的事搁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在想他的心事了。维栋又一次感到这个弟弟真地已经陌生，而且似乎有一种隐隐的傲然不屈之气，教他无法亲近。 　　不错，这时的维梁正在想着他自己的心事。哥哥被调回来，这是一件事，而且在家里来说，确实也是件大事，随之而来的，是嫂嫂是否搬回来，这在他们这个家也可以算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可是这一切毕竟只是一家人的事，在维梁心目中，根本就不能当一回事的。如果这时维栋再追问做弟弟的意见，那么他极可能不明白哥哥问的是什么。 　　“二哥。”清脆的嗓音打破了这凝固的空气。 　　是玉燕。她手上拿着一盏小油盏进来了。 　　“洗澡水烧好了。” 　　“知道了。” 　　维梁头也没有抬起。 　　屋里的空气似乎又凝固了，没有人动一下身子，也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细微的檐滴声淅淅沥沥地传来。 　　玉燕好像等不及了，说：“水都打好了，不快去洗会凉掉的。”仍是那种清亮的嗓音，口气平静，却似乎透着一种力量。 　　“知道了。” 　　维梁终于缓缓地起身。不过这一句回答，还有那离座踱过去的模样，竟然是不耐烦似的。 　　玉燕领先走，维梁跟上，双双消失在房门外。 　　维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打从维梁回到家到现在，最多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吧，洗澡水已烧好，这表示玉燕是勤快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体贴入微的。虽然以兄妹相称，但他们应该是未婚夫妻，维梁怎么可以摆出这种厌烦的样子呢？ 　　更使人不可解的是玉燕这孩子。维栋所熟悉的玉燕是六七岁以前的拖着鼻涕，爱哭却又十分畏缩的女孩。其后维栋入赘吴家，接触较少，只有偶尔回家的时候才能看到她。在维栋印象里，她一直都是畏畏缩缩极少讲话的。这两三年来她长大了不少，不再那么畏缩了，但是看来很脆弱娇小，此外就是那张面孔，似乎是越长越姣美。直到这一次回家，维栋仍然觉得她是娇弱无力，虽然不失少女特有的温婉。但是，此刻却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不仅嗓音透着一股莫可言状的力量，而且那擎着油盏领头走去的背影上，还似乎隐隐含着一种凛然之气。 　　这又是一个突变，在维栋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对待维梁方才如此吗？ 　　去年过阳历年时，维栋、维梁兄弟俩都回家来住了一天。那时，母亲就当着维梁的而前，向维栋征求有关维梁与玉燕的婚事的意见。母亲认为农历年快到了，玉燕过了年就是十八岁，依照习惯，该让她和维梁“做堆”。在维栋还没有想好回答时，维梁就抢着一般地表示了意见。 　　“那怎么能够呢？” 　　“为什么不能够？”母亲狠狠地睨了他一眼。 　　“哎呀，阿母，真是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台湾过年书店不放假的，日本头家不会让我回来。” 　　“难道请几天假也不行？” 　　“当然不行。人家最讨厌台湾过年啦。” 　　“讨厌台湾过年？这是什么道理，他们过他们的年，我们过我们的年，有什么好讨厌的？” 　　“人家就是讨厌嘛。” 　　“那你不干好了，干脆回来过日子。”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又不短少你吃穿。” 　　“哎哎，阿母，我要干一番事业啊。” 　　“我，不管你要干什么事业，一年里头也没拿几个钱回来，干个鬼。” 　　“阿母……” 　　“我不管，你要干什么，我不反对，但过年要回来跟玉燕做堆。” 　　“这不行的。” 　　维梁力陈现在是文明时代，男人不该那么早结婚，至少也要有个基础，能自立才可娶亲。于是母亲又搬出许多大道理来，双方甲论乙驳，不过说来说去，维梁就是不答应，使做母亲的气得发抖，但还是拿他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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