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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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