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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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