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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第十四章 坏眼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运气是什么时候转的,是怎样越变越坏的。你来说说看这是不是我的错。

  到达昆明时,我差不多已经有八个月身孕了。我的肚子很大,我觉得车子每颠一下,好像娃娃就要蹦出来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出了山区,司机似乎就更想加快速度。他沿着笔直的大路开得飞快,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不得不紧紧捂住肚子。

  “哎!”家国对他喊,“你开得太快了,要把我们直接送到魔鬼那儿去吗?”老马回过头来说了句,“再快点?”他压低吵闹声喊道,然后笑了笑。还没等家国回答,卡车吼得更响,马力更加大了。

  这倒不要紧,大家都想早点到达我们的新家,省得每天早上爬汽车,也省得到那些小村子去吃坏食物了。

  时候虽然还是在冬天,但吹在脸上的风已经不冷了。大家都觉得已经来到一个季节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胡兰转过头跟我说,“瞧那儿,昆明就像画上画的那样,青山绿水。天气总是那么晴朗。”

  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昆明的郊外。再往前走,这些美景就消失了。

  车子慢下来了,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我们经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都背着口袋,看上去都很疲惫。文福冲他们喊道,“让开!让开!”见他们没有马上跳开去,他就骂他们——“蝼蚁!”这说的是很贱的东西,把这些可怜的人与蟋蟀、蚂蚁等微不足道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处都能看到工人们在路上掘石头,把它们装进手推车里。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辆军车,接着又是一辆,接连不断。文福每次都要向他们挥挥手,指指自己,喊道,“空军,杭州,第二班的。”

  然后我们就进了城。这个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又拥挤又忙乱。我们经过了火车站,开进了一条大街。街上的建筑灰不溜秋的,既不是老式的,也不像新式的。再往前走路就狭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路上,挤满了人群、手推车和自行车,司机每隔几秒钟就要按一次喇叭。空气污浊而难闻,我的头都痛了。我看到了许多土坯盖的屋子挤在一起,有些比较干净,用白灰刷过,有些破败不堪,不知什么缘故还没塌掉。许多人回过头来看我们,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面孔,他们是刚下山到城里来的少数民族。看得出他们不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穿的不是云南穷人穿的那种土褐色上衣和裤子,也不是商人穿的长衫,或那种有文化的人穿的西式衬衫和便裤,他们穿的是色彩斑斓的裙子,袖子上有很夺目的彩带,头上围着缠很多道的围巾,或是那种看上去像碗般扣得紧紧的草帽。

  不管是不是汉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人都用黑脸盯着我们。他们看得是那么专心,那么安静——现在战争的所有征兆已经开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沉默了许多世纪的城市,现在到处都充满了喧哗声。

  我们搬进一家旅馆住了几天,同时有一些空军工作人员为我们寻找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们搬到了一个坐落在东门和北门之间的一幢两层楼房中。除了我们搬进去那天碰到的另一对夫妇外,家国和胡兰也住在那儿。

  那个女的比胡兰和我都大,她很霸道,她的丈夫虽然不是飞行员,只是一个管交通运输、桥梁、公路、铁路的视察员,但和空军也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胡兰说,“瞧瞧它长长的木头墙面,还有两个大窗户——就像两只朝外看的眼睛。”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全一样,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木头房子,我们管它们叫洋房,就是外国风格的房子。

  房子前面没院子,没东西把大街和房子隔开来,只要走下三级台阶——嘭!——你就走下人行道,在大家眼皮底下了。但我们倒是有个后院,用栅栏围起来了。它不是一个会客的好地方,不是那种院子,只不过用混凝土浇了一下,随便种了几丛灌木作点缀。栅栏的一边有个水泵和一只洗衣服长水槽,上面拉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旁边有一具石磨,是用来碾米或芝麻之类的。

  栅栏有道后门,通向一条小巷,宽度仅供拉粪的独轮车通过。从小巷出来向左拐,有条两边都是灌木的小路,通向城内的一个小湖。听说这湖看上去很美,也许曾经是这样。可我看到,城里最穷的穷人全在那儿洗澡、洗衣服,还干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

  我说过,这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有外国派头,可里面,还是中国的老一套。楼下有两个公用的大房间,一间是一个大厨房,里面有两只用粘土砌成的煤炉,外加很多供做饭用的燃料。还有一只带排水沟的水槽,但没有自来水,只有佣人。这也是中国式的,厨师和佣人得到设在后院的水泵处,把很重很大的水桶抬上来,也许他们还得抬上台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由于你自己从来不需要做这些事,就不会想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总之,肯定是有人在抬水的,因为我每天无论早晚都有清洁的热水洗脸和擦身,早上擦上半身,晚上擦下半身。我肚里的娃娃太大了,无法一下子都全部擦好。每天,佣人得来倒脸盆和脚盆里的水,还得倒马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巷子带出去,洗干净的。

  还有个公用的大房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那儿有一张大桌子,很多椅子,两张廉价沙发,还有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是文福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找出来的。并不是说没有电,我们才用这个手摇的机子,因为是在战时,哪儿去找个新式的留声机?当然,说实话,这里大多数人都还没用上电,他们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里。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有电,无论是住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时,我们这里还照样开收音机,开电风扇,玩麻将牌,直到深更半夜。

  我们总是准备抓住每一时刻寻欢作乐。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柏林的那些人们。我们听说那是个疯狂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根本不想战争,只是抓住每一天寻欢作乐——赌钱啦,喝酒啦,逛夜总会啦。我们就是那样的,渴望过同样疯狂的生活。当然,这不是柏林,我们是在昆明。所以,当我们听腻了留声机里那种搔痒似的音乐,当收音机放完音乐,当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当双手累得摸不动麻将牌的时候,还有什么好干的呢?我们没夜总会可去,只能上床。

  既然家国是机长,这幢房子中最好的部分,楼下的两个大房间就归他和胡兰占了。我们剩下的人就住到楼上的房间去。对我来说,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所以每次上楼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着上楼梯。

  我们刚搬到那儿时,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间,两间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办法是把床顶住厕所门,把进出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么行呢?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可是因为视察员的老婆已经把楼上最好的房间占了,声称她丈夫的官阶比我丈夫的大。这倒是实话。可她满可以不这么说的,她本来可以那么说,“就这儿,你先挑吧。”我肯定会挑那两间不吉利的房间,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么小气,至少我会挑一间。

  所以住在这屋子里的头一个星期很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房间,我一点也不喜欢视察员的老婆,我尤其不喜欢她打麻将的样子。每次我出一张牌,她就扬起眉毛,说一声,“和!”最讨厌的是,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听隔壁视察员两夫妻的吵架。

  开头只听见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后是太太的尖利的声音,不一会这女人哭起来了。文福脱下鞋子,朝墙壁扔去。但这对活宝只安静了五分钟就又吵起来了。

  就这样过了三四夜,文福就对那个女的发牢骚了,而胡兰也抱怨扔在墙上的鞋子——“像炸弹一样,”她说,“简直把我们吓死了。”过了一会,大家都争论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坏脾气全发出来了,直到后来谁也不跟谁说话,房间里没声音了。晚上,当收音机停止广播以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花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进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子比日本鬼子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点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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