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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做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出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马桶的时候,胡兰的脸色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高。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干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水,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啊呀!瞧瞧这儿。”每当我邀请她和家国吃饭,她总是吃得很多,然后说,“不错,就是肉老了点。”下一次她又会说,“不错,只不过肉炖的时间还欠长。”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给她多少好处,她总是不高兴,总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样不高兴。

  我怀孕的第九个月,肚里的娃娃已经长成有两个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没出来。我不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肚子里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转,它的脚在蹬,它的头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动起来了。它一动我就好像在梦游一般。我到菜场去买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动起来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为孩子做小毯子,或结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连接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缝纫,孩子在肚子里拼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象这壮实的孩子马上要落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现在它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一样。

  “出来吧,小宝宝,”我叫它,“妈妈在叫你出来呢。”我说着,孩子又踢了我一脚,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头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小士兵,等着执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过了一会——哎!——我觉得好怪呀,肚子里的孩子不动了。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我想把剪刀从地上拔出来,但我身子太大了,弯不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老阿婶有一回说过,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记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记得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女人脑子变笨了,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有个女人的独生子眼睛被树枝挖出来了,她伤心得用同一根树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干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马上喊我的佣人过来,叫她把这把剪刀扔到湖里去。

  那天晚上,孩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它都没有反应。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医生忙活了一阵子,想让孩子快点出来,但已经太迟了。

  胡兰也去了。等医生一走,她就告诉我孩子很大,也许有十多磅重呢。现在跟我讲孩子的重量有什么用?她好像在说海里捞起来的鱼一样。这个女娃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有透过一口空气。

  文福拍拍我的手:“至少,不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但当即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胡兰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我想看看她,给她起个好名字。”我认真地说。胡兰和文福面面相觑。

  我叹了口气。“只是为了方便,”我说,“让孩子带个名字到阴间去。这孩子会在那儿长大的。等到我们自己也进阴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她,说不定我们下辈子还要靠她照顾呢。”

  “这倒是蛮实在的。”胡兰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场,他们不想尴尬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哭。

  护士把她抱进来后,我没有爬起来看她,我躺在床上,连头也没有转过来。我想抓住一些有关她的记忆,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时刻,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多活泼呀。最后我终于撑起身子,爬起来看她。

  孩子长得很大,一头浓发,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样,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肤——多伤心哪!——却像石头般灰白。她的双手紧紧握成小拳头,我想把它掰开,就在这时,我哭了。要是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这孩子不是在战乱中出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那该多好呀!

  但我很快赶走了这些悲伤的念头,我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乡村里人民正在挨饿,战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没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宽慰自己,这孩子刚出生就死去,免受了人间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西山脚下,当地人称这地方为睡美人。这些山看上去就像一群侧身卧着熟睡的姑娘。我们就在这儿埋葬了她。我只说了几个字悼念她:“她是个乖孩子,她从来不哭。”我用南京的湖给她起了名:莫愁,因为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剪刀。我等了一百多天。那么长时间不做针线活很难受。前面我已经说过,昆明这地方没多少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在白天,根本没东西好看。你不能说,我烦了,今天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烦了你也只能待着。所以那么多日子无所事事后,我决定去买把剪刀来,重新拾起针线活。

  胡兰告诉我,“我听说云南人做的剪刀最好,又快又结实。真的,前几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几把。”

  她说有好多卖剪刀的店铺,但最好的是老城区市场的路边,一家本地人开的剪刀店。那儿卖的剪刀质量最好,价格很便宜。那条路和那家店都没有什么招牌,但很容易找到。

  然后她就告诉我怎么走法。“穿过东北角的小桥到湖对岸。到了那边后,找一个卖汤的老头,然后走到一个卖鱼干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个卖鞋子的姑娘,手中挎着装满外国旧鞋子的篮子,然后再拐弯——只有一条路好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弯道。那儿的房子比这儿的好,全漆成白的,有时还有一两块招牌。找一个卖岩盐的地方,走对面的路,再快步走五分钟就能看到那个市场了。卖剪刀的姑娘就坐在露天一张桌子旁边。”

  当然,我迷路了。这算是什么指路呀?老城区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穿过这些街道你会觉得那么多年来,这城市一点也没变。路七拐八弯的,拐到什么地方冷不防就成了死路,一点没理由可讲。路面七高八低的,中间的卵石已经被过路人的脚磨光了。路的两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小屋子,把道路挤得非常狭窄。从来没有汽车开得进来,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迷路了一个多钟头,在老城区最糟的地段徘徊不定。尽管我穿得很朴素,其他女人还是上上下下打量我,指指我的鞋子。小孩子们跟在我后面,伸出手掌,口中嚷着,“饿呀!饿呀!”我想找个人解围,可一个也没找到。回头望着我的脸全是傻乎乎的,找不出一点友好的表情。

  我就这样走呀走呀,身后跟着一大群蹦蹦跳跳的孩子,路过的窗口飘出难闻的饭菜味道。我看到一个女的走到门口,裸着上半身给孩子喂奶。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看见我,笑了一下,然后咳嗽起来,他咬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喉头一阵发紧,竭力忍住才不哭出来。

  最后我终于来到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街上,那儿就是市场,人来人往的。孩子们围着我团团转,弄得我迈不开步。我把手伸进钱包,扔了几个硬币在他们头上。他们欢呼起来,全都趴到地上,为这个小小的运气展开了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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