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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兴许像上海那么近。”那女人又说。看到花生笑了,她连忙又加了句,“我已经看到了,富得没法说,五个儿子,全都很孝顺。没有姨太太,就你一个。”

  那女人把所有的纸条和诗,加上花生给的钱,全都放在观音菩萨的塑像前。

  “好了,你这辈子不用愁了。”那女人跟花生说,然后她又朝我笑笑,“你怎么样,小妹妹?我觉得你命中也有一个丈夫。”

  然后她瞧瞧我的脸,再走近来端详一番,她的嘴咧开了,“唉呀!但是瞧,有麻烦了,现在我瞧见了,正好在你的眼睛上!这儿有个小斑点,它能使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黑,”

  她指指我眉毛下眼睛上的一块胎记。“我能把它弄掉,”她很快说,“当然,这事不那么好办,要找到一种咒语来驱走坏运。但我可以在新年前给你弄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她写下一个我应该付给她的钱的数目。

  但花生已经拉住我的胳膊往另一条路上走,她告诉我有一家小摊专门卖一种外国造的十二生肖巧克力。当然我很想听听我的命,得到那个咒语,改变我未来的坏运。但我怎么能在大庭广众说这种话!“嗨,花生,给我点钱,让我也找个好丈夫吧。”

  兴许这个算命女人不可能把一切全告诉我,让我改变我的命运。也许她只不过是玩玩通常的花招,她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但是她说的与我有关的一切全应验了:不幸伴我一生,我无法不让这块胎记遮住我的眼睛。这句话也应验了:花生没有嫁给她第一次抽签时命中要嫁的那个本地小伙子,而是嫁了一个上海人。那个被算命女人用咒语赶走的本地小伙呢?这些剩饭残羹全留给了我。

  不,我不相信迷信。我只是在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你怎么能说运气和机会是一回事呢?机会是你走的第一步,运气是跟着机会来的。你说的那种机会没道理,只不过是不想自责的借口。你要是没有机会,别人就会把他的运气给你。你要是交了坏运,那么你就得再找个机会把坏运变成好运。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得出——你刚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了。我们丢了小功和小高,然后我们找到了文福。我和这事没关系,后来——是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我们走遍了市场,找小功和小高。花生一路骂着他们,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似的。“坏小子,老是惹麻烦。干吗不听你们大姐的话?”我们从一个摊头到另一个摊头找他们,连看一眼有趣的小玩艺的时间也没有。

  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观众席前,和大家一道等社戏开演哩。观众席是用绳子圈起来的,舞台上竖着一块大招牌:“新年社戏,奉献村神,欠债穷人,欢迎光临。”

  “你还记得吧,”我对花生说,“跟去年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和弟弟们一起看社戏。这是一出滑稽戏,每年的最后一天,村民们都要这样表演一番,这已经成了老传统了。平时,如果有人欠你钱,你可以追上他,叫他还,一直到新年前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都可以这样。但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地主和商人总是要在这一天追穷人,一直追到天黑。穷人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社戏场,这是一出献给村神的戏,只要逃进绳圈里面,就没有人能逼你还债。

  当然,年关到来前还清债务的规矩还是有的,能还清债务是一件体面的事。但现在社戏只是逗乐而已,站在绳圈里面的不是真正的欠债人:他们是被人推进去的,本身成了社戏的一部分。

  我至今仿佛还能看到、还能听到那个演社戏的场面,铙钹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穿着廉价的戏装的演员们一个个上场了。一个老太婆上来,手中拿了一把扫帚,哭她的失踪的儿子当了土匪。远处一条龙从海上游了出来,尾巴像波浪一样掀动着,它大吼着把乘着贪心人的船只吞下去。这两个戏混在一起唱,难听死了。

  突然,舞台上的演员全都停止了表演,一个披着破外套的乞丐从观众席中跳出来,一个箭步冲上舞台。然后他就绕着那个老太婆和那条龙来回兜圈子,来抢扫帚和龙尾巴,一面冲着他后面的某个人说,“我没欠你的钱!我发誓!”

  另一个男人也从观众席跳上舞台,手里还高高举着一盏灯笼。“啊!”观众席上起了骚动。“这个地主真够凶的!”他穿过舞台,追赶乞丐。乞丐有三次差不多要被他抓住了——或是头发、或是耳朵或是破外套的下摆,但每次都成功地逃脱了。观众席上响起了阵阵起哄声、笑闹声。扮演老太婆的女演员装出一副很烦的样子。“别闹了,静下来!我们正演到要紧关头呢。”她喊道。那两个男的还是围着她兜圈子,她就把扫帚对准他们扔过去,但没有打着——啪的一声,却打在了龙尾巴上。台下又是一阵哄笑!然后那个拖着龙尾巴的人探出头来,摸摸被打痛的头问道,“我这是在哪儿呀?”观众笑得更开心了。

  然后那老太婆又喊道:“让开!到一边去!”观众席中走出两个人,把大家往后推。过了一会,那乞丐跑到舞台边,双手撑地倒立起来,凌空向前翻了三个跟斗,跳进了绳圈内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拍起手来。那个手中提灯笼的地主此刻在绳圈的另一面,气得直跺脚,大伙儿全在取笑他。

  小功和小高看得津津有味,整个场面重复了两三次,由不同的演员扮演那个乞丐,同一个演员扮演地主。最后,那个地主气得发疯,把灯笼摔成两半,然后宣布他要回家了。“算了,忘了那笔账吧。”他喊道。大伙儿全都欢呼起来,好像他们也得胜似的。但那地主正准备开步走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观众大喊,“不错,我是要走了,但你们大伙都欠我们演员一份新年礼品,表示你们的慷慨!”

  于是所有的演员全都从舞台上跳入观众席,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只讨饭碗。那个带龙尾巴的用胳膊桶桶花生,这个男人就是文福。从他盯着花生的眼神和叫花生“好太太”的口气来看,他肯定知道花生会给他一大笔布施。

  我告诉你,他不像你父亲。不是那种男人,你一见到就会说,啊,这男人长得真帅,我要嫁给他。但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他有一种使你感到特别放心、特别大胆的风度。当他说“好太太”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真诚,可他的脸却在戏弄人:他的乌龟眼睛眨巴着,但没有朝别处看,他宽大的嘴巴露出牙齿笑着,他——怎么说呢?——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当时在他身上还看出了另外一些苗头——花生后来跟我说她也注意到了——说明他出身于大户人家,很优雅,你不能小瞧他。他的衣服很合身,尺寸跟他的手脚配得很得体。他穿的是一套西式服装,一件宽领衬衫,一条裁剪讲究的裤子,腰上配一根细皮带,裤管收得紧紧的。他的头发又密又亮,四周刮得很干净,不像那些农民,要么邋里邋遢,要么齐头剪平。他的眉毛——我们俩都喜欢他的眉毛——又浓又黑,由粗而细,好像毛笔的锋头。他的牙齿看上去很好,整整齐齐,一颗也不少。

  他手中拿着一只小饭碗,是用来兜钱的。“不是为我自己,”他又一次用那种真诚的、令人放心的口气解释说,“是为了岛子南头我们正在造的医院募捐。”他的眉心上扬,显出一种关切的神色。他先看看花生,再看看我。当然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身无分文。于是我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不应该打扰我们。

  花生朝他笑了笑。“扮龙多辛苦呀。”她说道,然后就给了他几个硬币。我们转身往回走了。但这时文福又叫住了小功和小高:“嗨,小兄弟,我给你们几个压岁钱算是回报吧。”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红纸包,给他们一人抛了一个。一会儿,他们就发现红包里装的是金纸包的硬币样子的糖果。“是真的吗?”小高说着,拿起一颗在太阳下照了照,看看它发亮的样子。然后他们很郑重地把他们的硬币放入红包。

  “谢谢你,叔叔!”他们说。

  “你们看我的龙尾舞得多精彩了吧?”文福问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了笑。“也许你们想看整条的龙吧?”于是他们的腼腆一扫而光,上蹿下跳地向舞台冲去。文福看看花生,又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天下午剩下来的时间,文福就跟着我们,或者不如说,他领着两个男孩子去看各种各样的景致——斗鸡啦、用沙包弹击沉木船的游戏啦、卖老虎牙的小摊啦——我们反倒成了跟在他屁股后面走的人。当然,我们一开头就反对说,“不去了,已经给你添那么多麻烦了。”可我想,我们两个心里都暗暗认为他很讨人喜欢。我们叹着气,好像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然后又格格地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兴奋的心情。

  他帮我们拿袋子,不时用他的钱给两个男孩子买些小玩艺。后来他又要买东西给花生和我,他见我们很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串纸做的龙啦、一块花生已经盯了好久的羊形的巧克力啦——“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每次都反对,或者不如说,只有我反对,花生只是笑一笑。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有从文福手中拿过什么礼品,花生拿了。她说她会告诉她母亲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价格都很便宜。可我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光是撒谎,而是从一个男人手中拿东西。许多老话都这么说。便宜一阵子,吃苦一辈子,吃人一块糖,肚子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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