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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然后花生就考虑她该怎样打扮才好去逛市场。她把头发卷到一边让它垂下来,解释说,“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式样。”我撇撇嘴,让她知道她这样打扮不好看,但她总是不听我的劝告。然后为了穿什么衣服,披什么大衣,她又颇费了一番心思。

  她是家中的宠儿,有许多好衣服,多半是从上海的精品商店里买来的法国货或英国货。有一件黑色卷羊羔皮大衣,硬翻领,还有织锦缎的衬里,要是把扣子全部扣紧,大衣就会逐渐收紧,一直到她的脚踝,连走路都成问题,除非你步子迈得很小。真可笑!花生竟然决定就穿这一件,再配一双新的高跟鞋。在当地乡下人的眼光里,这副打扮是够气派的了——这些人只要有块布料做一条新裤子就觉得很福气了!但这是新年呀,是一个露富的好机会。

  我们是本村最富的家庭,当然,只是在岛上的这一小块地方的范围内算是最富的。这个村子名叫河口,不算那条从渡口来的路和散落在路两边的小铺子,方圆只有一里长,半里宽。这么小的一个村子,只有一幢高楼,几个中产阶级,除此之外,住在这儿的几乎全是穷人。

  我并不是说,一家富、百家穷是公正的,当时大家就都这么活着,没人会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些穷人中有好多是为我们家的丝织厂干活的,所以他们没有挨饿。他们住在我们家出租的小土屋里。他们没有土地,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但是他们可以盼望着一年一度到河口我们江家的屋子里来欢度新年,至少在新年后第三天办的酒席上,可以大吃大喝一通。

  当然,我在准备去逛市场的当口可没想这些事。像花生一样,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一条配有鲜红的飘带的过节穿的长裙,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衬里的外套,头发盘在后脑勺,打个大人一样的发誓。这时,我看到花生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上,在听院子里的动静。她母亲的大嗓门穿过走道,还在那儿大声训人哩。她回来拉开抽屉,然后抽出一个用很薄的白纸包着,用红缎带扎起来的包裹。她解开包裹,从中抽出三只圆圆的不同大小的盒子,然后坐在镜子跟前。原来是面霜!过了一会儿,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脸上和小鼻子上扑满了这种面粉般白的玩艺儿。

  “你看上去像个洋鬼子。”我不动声色地说,然后撤了一下嘴唇。我有点为她害怕,也为自己害怕。我比花生大一岁,老阿婶会责备我没管好花生。可要是我责备花生,老阿婶又会说,“你算老几,评头论足的?先管管你自己吧。”

  所以我一声不吭。眼看着花生又拿出另一个盒子,这个要小一点,盖子是珍珠色的,她往自己的嘴唇上涂口红。

  “哇,你把嘴涂得像个猴子屁股了。”我取笑她,想给她泼点冷水。

  她拧开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盒子,然后打开她的那本外国杂志,按照封面上那个微笑的电影明星的模样,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线。然后又在眉毛上画了很浓的线条,看上去就像两条黑色的蚱蜢腿,正跃跃欲跳。她看上去真是很吓人,一点都不漂亮。她朝下看的时候,那双描过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

  幸亏花生的大衣上有竖起来的硬领,她可以躲在它的后面,穿过黑洞洞的走道,溜出后门,不让任何人瞧见她的新面孔。我拉着小功和小高上了路。他们一见他们的姐姐的模样时,不禁交头接耳,哧哧暗笑,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花生回过头来,给两人头上各敲了一记。他们尖声怪叫着跑开了,一路上还是又笑又闹,不时回过头来手舞足蹈,指指点点的。

  到市场通常要花十来分钟,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钟。我走一步,花生的高跟鞋要迈三步。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她前面去了,他们停下来瞧一瞧,鞠个躬,然后笑着继续赶他们的路。喔哟,你要是看见花生就好了!她就这样哼哼鼻子——哼!哼!哼!——活像一个王后眼看她的轿夫弃轿而跑,生气得不得了。她涂满白粉的脸上有没有起红晕,我也看不出来。

  瞧瞧我的皮肤,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光洁。我年轻时从不涂脂抹粉,我不需要——没有黑斑,没有小痣,没有瘢痕,没有胎记。许多人告诉我,我的脸蛋天生很有福气,所以我干吗把它这起来?

  现在我们进厨房去弄点茶喝喝吧。然后我再告诉你花生是怎么在新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错。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兴奋起来了。那天,那个在自己家门口卖馄饨的女人不必再放开喉咙高喊,“馄饨!快来尝呀,最好的馄饨!”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冻得通红的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蹲在地上,把碗夹在两腿间吃。

  我们走过通常卖水果、蔬菜、鲜蛋和活鸡的摊头。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别大,鸡也生蹦活跳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红的旗幡,每走一步都可闻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孩子们兴奋地大嚷着,看他们的母亲把手伸向梨子、橘子、袖子和柿子。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戏,他们在摊头上扔了两个铜钱,那猴子马上就捡了起来,放进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然后举起帽子,向两个孩子敬了个礼,把钱递给他的主人。主人给了他两只干壁虎,它马上就大嚼起来,我们全都拍手叫好。

  这当儿花生找到了她喜欢的一个算命先生。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自称什么都知道——爱情啦、婚姻啦、财富啦。她的摊头前面放着一块招牌,吹嘘说她有上上签,所有最吉祥的数字、最般配的婚姻、做生意最能发财的日子,她全知道。她还能消灾去难,使坏运变为好运,担保万事大吉。

  “小妹妹,来呀。”她对我们说,然后拍拍她的肚皮,“瞧,我自己给自己算的命,变得又肥又胖。我不是靠算命吃饭的。我干这个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叫我来的,来世她要给我做大官呢。所以你瞧,我给你们算个好命,大家都有好处。算一个吧,哈哈,我担保给你算个最好的命。”

  然后,她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对花生说,“你的吉祥数字是八,对不对?”

  花生记起来了,她是八月份生的,她在八岁的时候特别幸福,过了新年她就十八岁了。于是花生半张着嘴,就把新阿婶给她的一半钱全算了命。算命的担保她今年嫁一个能使她父母高兴的男人,她未来的婆婆对她好得叫人没法相信,她未来的家庭富得叫她别无所求,当然她会接二连三地生很多孩子。

  “那么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不要太老。”花生用埋怨的口气说,“他的家在哪儿?我一辈子得待在河口村吗?”

  算命女人又拿起一根签,然后皱皱眉头,看上去很伤脑筋。然后又换了一根签,又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换了一根。“嗯,”她说,“你丈夫年纪还小着哩,好像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你命中注定,夫家就在娘家旁边。我已经看出了,这不算太坏,可兴许我能使你的命变得更好些。”

  花生又加了点钱,那女人就把花生的名字,连同她的生辰和吉祥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然后又附上一张写着像诗一样的东西的纸片,上面写着:“喜从身边来,远流至东海。”

  “这话是什么意思?”花生念了诗后问道。

  “哦,”那女人说着,把诗拿近些,最后她指指“身边”和“喜”两个词,“看见没有?你要嫁给一个本地人,但我现在已经把他赶走了,把他送给另外人了。”然后她再指指“东海”这个字,“这就是说,你的新丈夫住得很远——当然,没有远得像在外国一样,但起码不在这个岛上,兴许有北面的扬州那么远。”

  花生皱紧眉头,脸色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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