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31)_谭恩美

三一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文福已经在打花生的主意了，他眉飞色舞，整个下午都是如此。

　　文福对花生的态度用你们美国话怎么讲：他为她打扫脚下的灰尘。他就是这么干的，一点不错。那天傍晚，当花生抱怨她的脚痛得像两块燃烧的煤时，他找到了一个农民，花了几个子儿，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满是灰尘的车上，邀请我这位格格笑着的堂妹坐在她的新花轿上。他把她推回家后，又唱歌给她听，有快乐的歌，有悲伤的歌，还有关于后花园和黑宝塔的歌。我心中暗想，这些歌词是从《金瓶梅》中来的吗？

　　这时，花生脸上搽的白粉大多已经脱落在她的外套上。我能看出她的脸和我的一样红，她很幸福。我得承认，我的心很痛，我的情绪坏透了。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那天，他真像个演员，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好不迷人哪！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男人会找到一辆三轮车，瞒着我们事先塞给车夫几个钱，然后把我们送回家。要不，他可以请这位姑娘和她的堂姐歇一会儿，到茶馆里吃点小点心，以示他的关心。他不会不留心到她的脚，那么小，那么优雅，难怪要疼了。一个好男人不会偏爱哪个，不会让一个姑娘心生骄傲，另一个心生妒忌。不管他对什么发生兴趣，他决不会要这个姑娘的任何东西作为回报。

　　但文福要了。他把花生推到大路上，他瞧见了我们的大房子，他瞧见了我们迎新年的旗帜，他请求三天后即正月初三登门拜访，来表示对花生，对她的家庭，当然还有，对我的敬意。

　　第二天就是新年，大家都装出高兴和客气的样子，互相喊着：“子孙满堂！”“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这一类话，虽然没什么意思，倒也琅琅上口。

　　佣人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一天他们不用干活，所有的菜肴早已做好，正月里是不能动刀剪，也不能说粗话的。我们吃甜食和冷菜。

　　花生和我谈起了文福，不知他三天后会不会来，不知他住在岛那一边什么样的房子里，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真的好得令人无法相信。我没有对花生说起她抽中的签上的那句话，她已经把本地的婚姻赶跑了。

　　第二天花生一早起来就哭了。她说，她不想见到文福！她怎么能见他呢？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扑过粉，涂过口红的，穿的是那么时髦的衣服，活脱脱一个美的化身。她不能当着她的父母亲在脸上涂脂抹粉，她又不想让文福看到她卸妆后的样子。我想告诉她，文福看到她自然的样子会发现她更好看，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实话，如果他见到她可笑的样子还喜欢她，那么换种方式怎么就会不喜欢她了呢？

　　但我没来得及说服花生。文福来的时候，她躲起来了。当然，她从躲着的地方，从楼梯顶上，从一个黑房间的门背后，透过暖房的玻璃窗偷偷地打量他。

　　然后老阿婶和新阿婶见到了文福。他用那么真诚的声音叫她们，“阿姨，阿姨”，好像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团圆似的。一开头，她们给弄糊涂了，她们想不起他是谁。然后他送给她们一篮很贵的水果。他说是他的父母亲要他来的，尤其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老阿婶多年前的老朋友。最后，老阿婶也这么认为了。她竭力回想，终于找到一个有点相像的人。“哦，你就是文太太的公子，我想起来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听到这话不禁笑出来了。我佩服文福，如果说我这辈子对文福有过什么好感的话，就是在那一次，也许像这样的另外还有几次。他是那么大胆，那么聪明，那么有趣，那么可爱。你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几桩好事呢。

　　文福很运气，家里挤满了几百人，所有的乡民都来吃年糕，这是一种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年年高升”。所以，如果说老阿婶和新阿婶被文福的来访搞糊涂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来人往的，谁知道谁的底细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汤圆时，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儿？”

　　“她不好意思。”我说。

　　“她不喜欢我？”他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说了句。说花生喜欢他，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后他又转向我。“你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呢？哈，是这样吗？”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爱取笑人的样子。

　　我几乎没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不会不好意思。”

　　“那么说不定你也喜欢我。”他马上说。

　　“不好意思并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啊，我想有礼貌一点，想避开他的恶作剧的问题，弄得我头都痛起来了。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妹妹，请把这个交给她。”他说，“请告诉她明天给我回音。”然后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从厨房门背后冲出来，从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她。我觉得我也有权利读这封信，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花生耸起肩膀把信这起来，就像一只母鸭伸出翅膀保护她的小鸭一样。她格格地笑着，咬着手指头，握紧拳头，扯下一绺头发。

　　“都说些什么呀？”我又问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说，“告诉他我没回音给他，叫他等着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于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间的传信人。我带着他们的情书来回奔走，一会儿到市场，一会儿到路中间。我帮助他俩，我并没想到要把文福从花生那儿偷走。我发誓，我不会为了免于自责而故意记成另一个样子。

　　我每次把信交给文福的时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诉他这天花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脸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她头上戴的什么，一个龙形的发夹，是在想他。我还暗示她茶不思，饭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当然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在谈论当时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们的傻乎乎的罗曼司。

　　那么结果怎么变成我嫁给他了呢？有时我想问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国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我敢担保。我并没让文福把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一点也不，是文福自己变了心。

　　我心肠太好了，和你一样；我很天真，和你一样。所以或许你能理解你母亲曾经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姑娘，一个没有希望，却有那么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他有魅力，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让他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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