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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喜爱红色的女人多数热情,”他想。“我太怯懦了。她明明在等我,我却没有勇气跟她讲话。那时候,只要稍微有点勇气,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我要是跟她结婚的话……”

  给记忆中的往事加些颜色,是这几年常做的事。这几年,额角的皱纹加深了,头上的白发加多了,对未来已没有什么指望,只担心那些曾经使他快乐过或悲哀过的往事会像年代已久的照片那样褪去颜色。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有些痛苦的事情,在追忆中,也会给他某种程度的悲伤。但是,他却常常想到这些事情。譬如说:在一生中,他曾经两次离开上海。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另一次是徐州有激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陆沉,日本坦克车以胜利者的姿态列队在南京路上驶过。大街小巷忽然出现许多日本人张贴的标语,什么“全灭英米舰队”、什么“尊重华人生命财产”之类。上海变了。米店门口排长龙。人们见到“皇军”要鞠躬。

  淳于白不怕挨饿,却不愿对“皇军”鞠躬。他决定离开上海。那时候,母亲大病初愈,体力仍弱,需要有个人照顾。这件事,使他犹豫不决。他不愿意在日军的铁蹄下做人,却又不忍离开大病初愈的母亲。他的母亲看出他的心事,一再鼓励他到大后方去。“为国家做一点事。”她抖声说。这句话,终于坚定淳于白的信念。他提着一只皮箱走出家门,前往码头。坐上黄包车,就听到母亲在露台上大声唤他,昂起头,见母亲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才知道自己在收拾行李时忘记将母亲的照片放在皮箱里。

  另一次离开上海,是在一九四八年,那时候,一场激烈的战争在徐蚌进行。上海有太多的谣言,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淳于白的健康情形不好,医生说他应该转换一个环境。香港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对淳于白的健康有帮助,使淳于白决定离沪赴港。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天还没有亮,他走入母亲房内,向她告辞。他以为母亲熟睡未醒,推开而入,竟发现母亲披着棉衣,坐在床上。那盏昏黄不暗的床头灯还亮着。

  “我要走了。”淳于白说。

  母亲点点头,好像有话要说,又好像没有气力将话说出。

  淳于白一屁股坐在床沿,望望母亲。母亲低着头。

  淳于白不敢细察母亲的眼圈是否已发红,只好将视线落在地板上。

  “到了香港后,我会常常写信回来的。”他说。

  母亲仍不开口。

  母亲年事已高,健康情形很差。这几天,气候突然转冷,在发烧。

  淳于白是不忍离开母亲的,但是事情有了这样的发展,使他不得不到香港去。

  “也许过两三月,我就会回来的。”他企图凭借这两句话,给母亲一点安慰。

  转过脸去,见到母亲用衣袖拭泪眼。淳于白止不住刻骨的悲酸,视线给泪水搅模糊了。

  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才各自遏止内心的激动。淳于白正要开口,却听到母亲抖声问: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九点半。”

  “你应该走了,”母亲说,“从这里到龙华飞机场还有很长一段路。”

  “是的,我应该走了。”

  “行李收拾好了没有?”

  “收拾好了。”

  “吃过东西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吃?”

  “吃不下。”

  “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就走?”

  “我打算到飞机场去吃。”

  “飞机场有什么东西?”母亲说,“让我到楼下去煮一碗麦片给你吃。”

  “阿妈,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怎么可以到楼下去煮麦片?天气这样冷,还是在床上多休息一下吧。”

  “你从小就喜欢吃我煮的东西。到了香港后,我怕你吃不惯那边的菜。”

  “不要为我担心。你……你自己要保重!”

  母亲点点头,再一次用衣袖拭泪。

  当窗外泛起鱼肚白的颜色时,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这么一句:

  “走吧。”

  淳于白依旧坐在床沿,将视线落在地板上。

  母亲抖声说:“再不走,会搭不上飞机。”

  咬咬牙,站着身,不敢转过脸去观看母亲,背着她,说了这么一句:“阿妈,你要保重身体。”大踏步走出母亲的卧房。当他掩上房门时,却听到母亲在房内唤叫。淳于白当即掉转身,将门推开。

  “阿妈,还有什么事?”

  母亲只是睁大泪眼望着他,隔了半晌,才用叹息似的声调说出两个字:

  “走吧!”

  ……从此,淳于白就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每一次想起这件事,胃部就会有一股气冒升至喉咙口。此刻的情形,正是这样,必须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点上一支烟。

  吸烟时,故意将视线落在食客们身上,注意他们的动态,借此排除那些容易引起悲哀情绪的往事。

  邻座一个食客已离去,留下一份报纸。淳于白闲着无聊,顺手将那份报纸拿过来翻阅。电讯版大都是越战新闻;港闻版大都是抢劫新闻。这些新闻已失去新鲜感,使淳于白只好将注意力转在电影广告上。当他见到邻近一家电影院公映的新片正是他想看的片子时,立即吩咐伙计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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