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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厅里，这位曾经由于国内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用手使劲地抓着脑袋，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到餐馆端盘子也可以，总比死不死活不活地什么也干不成好！……我再也不想画了！有时候，我简直想一死了之！活着太困难了！” 　　我听了既吃惊，又难过，一句句地翻译给柯比先生听。李丹心在国内是较早出国的一批画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运气。可谁又会想到，他在咖啡厅中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说，“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当天夜里，我推着担保人的轮椅（他的双腿已瘫痪），到了李丹心家。同样在昆市区一所价格低廉的小屋内，比刘红年和艾轩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厅，但同样是很狭小，光线黑暗，床上、地上、墙角、桌下到处都堆着他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 　　“把这些全收拾起来吧！……你开个价钱，我全部买了。”担保人柯比先生说。 　　“我……”李丹心却惊讶地瞪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我是为了让你不放弃油画，才买下这些画的。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爱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者特长，都只是你的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就会成功的。” 　　就这样，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没有放弃，至今还在作画。（艾轩、王沂东、王怀庆都已回国，并在国内外画坛继续获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离婚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我又惊讶又悲伤。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持久的、永恒的爱情吗？ 　　“据说是邵莉在法国提出离婚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两地生活，对她来讲，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听说于廉马上接受离婚，他还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太清楚，”李丹心说，“有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告诉我，于廉曾举办过一次画展，但是没有成功。” 　　我继续寻找于廉。1989年我回国时路经日本东京，听说新宿有一家中国画馆，常举办中国大陆画家的画展。我匆匆地登上电气火车来到新宿。近年来，新宿以声色犬马闻名于世，其知名度已经超过东京的银座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灯火辉煌，钟鼓齐鸣，喧哗纷乱的夜总会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楼中红灯摇曳，烈酒喷溢，来自世界各地的绅士贵人们，都在这里纵欲无度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和生命，他们嬉戏着、豪饮着、狂叫着，做着人生长乐的幻梦…… 　　我走过一家一家酒店、舞厅、卡拉OK，打听着哪儿是中国画馆。直到九点多，终于在一幢大厦底层的地库中，找到了那个挂着一块小木牌的中国画馆。我敲了半天门，才缓缓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穿奶油色的风衣，脚蹬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只紫色的鳄鱼皮名贵公文箱，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时的样子。他把我当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关小姐，嘴里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试着用英文和他对话，这下一来他又把我当成了美国人，眼睛里一副既恭敬又慌张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听不懂。正在这时路过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亏他会英语。我让他翻译着问老人：“你知道有个叫于廉的中国画家，到这儿来过吗？”我并且拿出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大大地写下于廉两个字。他看了后，想了半天，说： 　　“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两个中国来的画家，一个就是于廉，另一个大概是姓林吧，在这儿办过一次画展，但没有卖出去几张画。他们手头很拮据，画展还没到结束日期，就提前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展览厅租金。” 　　“那么，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我急促地问。 　　“不知道。听说是去了横滨，说是去读书，还要教人画画什么的……我是这儿看门的，很抱歉。”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日本老人匆匆跑进去关起了门。我鞠躬谢了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对我说可以到警视厅或者移民局去查地址，我微笑着谢绝了。 　　回到纽约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来的电话。 　　“我刚从日本来纽约一个多月。”林斌在电话中说：“于廉离婚后，情绪很不好，我和他一起办的画展也失败了。我的日本签证眼看到期，就借着美国一个美术团体的开会邀请，来纽约了。于廉的日本签证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警察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户口。于廉也在设法来美国，原来讲比我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现在又没有音讯了。不知是已经到纽约了呢？还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说来，于廉很可能就在纽约？ 　　“林斌，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上学？还是工作？” 　　“还干什么？街头卖画呗，还有啥办法？在别人国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 　　每一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么心情去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你总会记得这个日子——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25年前，我们狂热、幼稚，被每一个政治口号搞得热血沸腾，脑子里充满了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理想。25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美国，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仅仅为了谋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枪口下中弹死去，我们能说什么？ 　　欲哭无泪。即使有泪，中国人的泪又值几个钱？ 　　1991年8月18日凌晨两点，六个中国画家又像往常一样，为了躲避警察的突然袭击和“违法”惩罚，悄悄地在深夜来到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45街，为行人写生卖画。当上海画家林林被黑人歹徒枪杀之后，有个美国电视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怎么能在半夜里去时代广场呢？那里是个地狱啊！”是啊，在美国，谁不知道那里是红灯区，充满贩毒、卖淫、犯罪，歹徒如走兽横行霸道？但那些中国画家为什么偏偏要去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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