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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画展闭幕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艾轩在纽约的“家”——位于昆市的一个贫民区。这时，艾轩已不是像在展览会上那么西装革履，全身发亮了。他邋遢地披着一件沾满颜料斑迹的黑外衣，把我请到屋内。我大吃一惊，房屋又小又暗，像一个多年无人问津的小仓库，室内零乱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纸糊着不见亮光。这样的房子，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上海也不太会找到！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着轰动了纽约画界的青年油画家艾轩那些正在创作之中的油画精品！ 　　“海夫纳是条狼，”艾轩对我说，“他用我们的画大把赚钱，只付给我们一点点可怜的数目。在北京时不知道，只想来美国总是好事，就什么都答应了。哪想到像杨白劳画押一样，现在得不停地为他画，为他挣，你说混帐不混帐？” 　　和艾轩挤在一个小屋的王沂东也讲：“开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阵，想这么多美国名流都看上了我们的画，在美国可以风光风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住到这个鬼地方来，真像个流浪汉，要什么没什么！”王沂东是出身山东的一个杰出的画家，《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他。他说着，打开冰箱，“听说你和艾轩是老朋友，我烧条豆腐鱼，献献手艺吧！” 　　艾轩叫着：“这几天，天天吃沂东烧的豆腐鱼，只可惜是冻豆腐冻鱼，没在国内那么好吃！” 　　我说：“艾轩，你还记得红卫兵大串联那会儿，你逼我们表演节目，才肯送给我们一点儿画？后来我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你听完后说，那是我父亲写的诗，他正隔离审查呢，然后我们几个小女孩万分感动地烧了一碗糖醋黄鱼请你吃？” 　　艾轩说：“记得记得！杨鲁华呢？周锋呢？熊晓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红卫兵们都在哪里？” 　　我忙回答：“她们都还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后我说，“艾轩，你认识于廉吗？” 　　“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阵，后来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后又去了法国留学，而于廉始终没法拿到签证，还留在国内，可能又回黑龙江去了吧！”又是黑龙江！我叹了口气，为什么线索一到黑龙江就断了呢？ 　　我又到了刘红年在纽约的“家”，同样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贫民区，同样是窄小、零乱，除了放张床外，只够放下几个画架。刘红年的油画《当我们年轻时》，描绘了北大荒的一铺大炕上知识青年的各种姿态。其中一个青年还自得其乐地往烧开的水中打了一只鸡蛋。这幅画曾震撼过一代知青的心灵。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得了大奖。他也是“文革”串连中自称的“大哥哥”和我认识的。现在我们又串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纽约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虽然由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的深刻造诣和才能，使他的画已被曼哈顿57街的一家画廊所接纳，但出售率很低，远远不能和极少数运气好的中国画家相比。他节衣缩食，还要资助接济在北京病卧在医院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常常陷入“断炊”之忧虑中。 　　我把他的情况和我的担保人讲了，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很有钱，也很爱好艺术，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罗里达州办一个中国油画画廊，于是他让我转告刘红年，以每一个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资，收购刘红年所画的任何油画。有了这笔固定收入，搬去刘红年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纽约画廊需要时，他为画廊画；而画廊没有“任务”时，他为佛州柯比先生画。由于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对画的大小尺寸、题材内容从不挑剔，在没有人买的前提下一律先收进他的画。并且还用飞机把刘红年接到佛罗里达州兜风游览，他们俩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刘红年为我四处打听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周励，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么消息！快讲！” 　　“于廉到日本去了。”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邵莉在法国，于廉去日本。他俩为什么不去一个国家呢？于廉在日本，在东京呢？还是大阪？地址在哪里？ 　　我继续寻找于廉。在寻找过程中，既有对一个老友的关怀和思念，也有对青春时期一段感情经历的深深怀念。看到电视上纽约市政府在中学里普遍发放避孕套的决定，在纽约地铁里，看到那些号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寻乐发泄的官方广告，这里是性的泛滥伴随着精神空虚、智力低下、物质欲、占有欲无穷无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里的缱绻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择，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那些滥用避孕套，在滚石乐中扭摆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贪婪无厌地抽吸着毒品，喷吐出一圈圈烟雾，和以能用针头往静脉里注射昂贵的上等可卡因为自豪的美国青年所根本无法理解，也根本无法比拟的。想想在60年代，还有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头戴北越钢盔在河内公开阻止美军狂轰滥炸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梦死和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了。1989年，当一部名为《性·谎言·录影带》的电影风靡美国的时候，有位年迈的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的名称，就足够概括美国当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我属美国的无知无识者。 　　于廉，你在哪里？ 　　我又找李丹心询问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刘红年的画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担保人也特地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参加刘红年的画展。可惜，几十幅油画只卖出四五幅。画廊取去50％利润后，到刘红年手中的只有几千元。这样的画展每年只办一次，根本不够维持在纽约一年的生活开销及购买昂贵的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幸亏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资”，所以刘红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则也只有一个方法——架着小木凳到街上卖写生画了。 　　李丹心正处于情绪的极度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现在竟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他对我说，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在油画展大厅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立即把他也介绍给我那正坐着轮椅、一张张欣赏刘红年油画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深表同情，请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厅好好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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