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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一小时后，当我离开内科门诊部去吃饭时，发现那个大个子，依旧默默地伫立在医院的大门外，他的肩头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动不动，像座凝冻住的冰雪坟头。 　　我被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里。 　　神圣！什么是神圣？纯洁！什么是纯洁？医学吗？还是别的？面前这个病人（我已经不自觉地把他当作病人），难道他不是和我一样，是从这许多年的污秽和欺骗中爬出来吗？他不是和我一样，怀着沉重的痛苦、极端的压抑或者是真诚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北大荒？难道他没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洒在一望无际的人工堤坝的冻土上？或者是像虫子似的爬在长满杂草的垅沟里铲地？……“九·一三”林彪“副统帅”出逃后，他不也同样震惊、绝望，被无数的问号缠绕着惊不醒的噩梦？……他难道不是和我同样地意识到已经被人骗够了吗？关键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多么神圣啊！神圣的医学、洁白的医院，竟不能帮助他从污浊和欺骗中爬出来！竟堵住了他想寻求的另一条生路。或许，堵住了一个羸弱的生命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我为他开了一张病退证明书。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知青开“通行证”，甚至主动为他们杜撰、假造病情病历。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知青们拿着轻易到手的一纸病退证明，满怀喜悦地离开师部医院，我的心中有一种向命运报复的快感。半年过去了，我的名声不知不觉地传开了。有一次，从一个连队一下子来了12个知青，他们全部患着同样的病：“腰肌劳损”。那个连队的连长给师部医院打了电话，说土豆烂在地里没人收了。到了1976年，谁还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个渡口艄公，把一个个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却又回到了孤岛上。一点走的希望都没有，心情是压抑的，就像一头被困在空谷的狮子，真想怒吼几声来打破这可怕的寂寞。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验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时对我说有事要告诉我。老李见了我，皱着眉头说：“怎么从你这儿来的病人全是一种血型，一种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让难兄难弟们分享他用刀片割出来的、或是咬手指头咬出来的血，于是化验结果、病历证明也变得一模一样了。 　　老李是个善良的、认真的医务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连队里的那些知青，为了返城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的，现在报上天天批判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又要紧了，你还年轻，可不要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白白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从老李家回医院的路上，我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心情沉重得连脚都抬不起来。秋日的黄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为有些微妙的情愫，虽然恍惚迷离，却也是十分强烈……而现在，苍穹的深邃又使我惊恐不安，山峦的冷漠和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满腔。 　　啊，难道就应该永远地痛苦下去、永远地迷失在渺茫中吗？ 　　于是，这间俱乐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蚀，那桦皮树的顶棚看样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个梦，出现在我面前。我渴极了，离医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乐部阁楼上那片炽白的刺眼的灯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听医院的文化干事说，有一个美术小组从基层连队搬到师部来了。据说师首长讲那些画画的在基层连队呆了七八年，又为兵团在黑龙江省及全国美展中捧回了几个大奖，于是赐给他们一块宝地，把俱乐部中一间原来放道具器材的仓库腾出来，给这几个画画的当画室兼创作室用。 　　我从小爱画，也爱爱画画的人。小学时班里有个叫俞晓夫的男孩，整天不读书，就知道画画。老师派我这个戴中队长标志的小干部到他家去监督读书。他抱出一大堆画给我看，有他仿徐悲鸿画的《万马奔腾》图，有在课堂上画老师打喷嚏的速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炭笔，坐在自家阳台的玻璃窗台上，画我家对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几棵梧桐，还有来回往返于小菜场买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画了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别图挂在墙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带着一支画笔，离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闯荡。 　　稍大些，我又试着临摹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终因画不得法，也无人指导而渐渐疏画弃笔。后来俞晓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画家。“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认识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见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们手里塞一大堆油画印刷品。什么《造反有理》、《希望在你们身上》、《解放全人类》等，创作这些油画的艾轩、刘红年后来干脆在地上铺上一张大画布，说：“上海小姑娘们，你们说吧，你们要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当时最自然不过的当然是要画领袖像。于是不过十几分钟，伟大领袖便出现在面前了。作为索取这些油画的回报，中央美院附中这些自称的“大哥哥”们要我们跳舞，我们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便跳起《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毕，我们才有了那些在我们眼中灿烂无比的油画占有权。在我印象中，画画的人总是既聪明又快乐的。 　　于是，我向俱乐部小屋的灯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里画画的人。尽管那临时搭在仓库一角的舞台照明灯亮得耀眼，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兵团禁听的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传来一遍遍重复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胆子！”我想。我四下环视了一周，只见地上零乱不堪地铺满了油画册、油画集和散开的油画印刷品，大多是俄罗斯油画和西欧油画，墙上用一根生锈的小铁钉钉了一幅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几个竖着的一人多高的大画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画稿。有的刚开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颜色，内容都是描写兵团生活的。不知为什么，油画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们——有扎着小山羊角短辫的，有梳着又黑又亮的大长辫的，有披着短发的，有戴着军帽的……一个个身材颀长匀称、鲜明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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