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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我要上大学了！像做梦一样，我要走向那梦寐以求的明亮的课堂了！我才22岁，我还年轻，在中学成绩单上，我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那几天我兴奋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惊讶的是竟有这么多人选举我，而我不久前还在荒野放猪，提心吊胆地想着那只档案袋，到医院后一年来我也一直是在倒马桶洗被褥。高思师长早已消失，我什么背景也没有，父母还在呼玛河南屯种地，而我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大学生！我感到一种人情的温暖，从此以后我相信梦想是能成真的，奇迹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政审顺利地通过了，我兴奋地开始打点行李，整理书籍。大连这个城市在我脑子里成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多少年没有看到大海了！我给裴阳写了封长信，告诉他我被选送到大连学医，我将成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是一名记者，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早点儿看到那美丽的大海……

　　在我给他发出那封信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酣睡中，被话务室的一个话务员推醒，那个女孩披着大衣，睡眼惺忪地连连催促我：“电话！你，电话！……上海来的长途！”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跑到话务室，我想一定是奶奶病了，或是上海的两个妹妹出了什么问题。拿起话筒，只听里面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声音在竭力嘶喊着：“你听得到吗？……我是裴阳呵！”

　　裴阳来的电话！天哪！他给我打长途！一股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瞬时间确认了他是爱着我的，正如我疯狂地、痴迷地爱着他！心灵的颤栗使我难以听清这遥远的、压在一片杂音下面的他的声音，隐约中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在五角场给你拨了四个小时！……”

　　他显然是在使尽全力地希望我听清楚每一个字：

　　“等上海高校的招生！……复旦和上海一医，再过几个月就要去东北招生了……你再等一等，不要去大连！……”五角场！他站在寒风中给我足足拨了四个小时的电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但是，提出不去大连不符合我的性格，可我又不愿意失去他（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他向我示意的一次机会，而我正在失去它！）。我苦思瞑想，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向科主任提出我想放弃去大连的名额，理由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经这么称呼裴阳了）在上海，他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回上海去读书。

　　外科主任瞪大着眼睛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的材料已经送去大连，再说，你怎么知道上海的那些高校就一定会到我们医院来招生？”我感到万分羞愧，我觉得我辜负了那些高举着的手。我没有再多说一句，于1972年秋天来到了大连。无论如何，那个从上海打到北大荒的长途电话，是我初恋的高潮，我就像被他吻过，被他拉着手走过森林那样，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一到大连，我就奔向大海，我看到那羞涩的夕阳泛起红晕，她马上就要吻那蓝得像宝石一般、剽悍而有力的大海了。那浪花不安地躁动，仿佛是大海还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我面对着大海，一直想象着、揣测着他如何在五角场的深夜给我拨电话——他根本不知道双山五师医院的电话号码，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儿的电话除了通向各个连队或团营外，是不对外的，他居然挂到了我的床头。裴阳！我的裴阳！如醉如狂的自豪和欢欣的心理在大海壮丽的波涛前已经清醒过来，变为一种柔和的、甜蜜的、沉默的快感——我甚至想到我应当争取毕业以后回上海，那样我们就永远谁也不离开谁了！

　　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放弃去大连而不悦，正好相反，他的信像一首散文诗：

　　“你非常爱海，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我也有时独自到江湾海边散步，是的，海的确有一种魔力，当你看到那碧蓝发亮、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时，一切世俗的烦恼、卑微与委琐，就会荡涤一尽，你的整个心胸就会敞开来与大海紧紧拥抱，你会感到雄浑、辽阔、庄严和心灵净化。你一定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段话，莫扎特像水一般的温柔，他的作品是海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飘浮的一层透明的薄雾；贝多芬像火一般热情，如烈焰飞腾，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顺便讲一句，我很爱听古典音乐，包括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复旦有一种圆盘式的录音机，里面录满了我喜爱的音乐，你在医学院学习，能不能听到贝多芬，或者巴赫？……”

　　我写信告诉他我既听不到贝多芬，也听不到巴赫，我被困顿在尸体堆中。一开学解剖课教授就告诉我们尸体不够，要20个学生合用一具，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天报上登出有12个罪犯被判死刑，教授连忙设法给刑场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叫嚷说，不能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手中没有解剖学教具。第二天下午，一辆灰色的狱车开进校门，车中是刚刚被枪毙的那12个犯人的尸体。有一个人是女的，看上去三十多岁，很年轻，弹洞在她的左脑门上，已被凝结的血液堵塞，那是一个很深的弹洞——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恐惧的弹洞。她穿着整齐的鞋和袜，不知道她那天早上穿上时是如何想的，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个早晨，可她还是穿上了一双带条纹的尼龙袜和一双带绊纽的蓝布鞋。

　　她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流氓犯”三个字，这令我想起霍桑的小说《红字》，同时涌起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因为去和情人相见而被枪毙的？那另外11具尸体全是男人，有五十几岁，也有三十几岁，胸前挂着各种各样在当时所时兴的、不同的牌子。有的人脑门上留了两个弹洞，大概是死得不太痛快吧；有的人在胸口或背部还补了一枪。最可怕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目睹这些身上还冒着热气的死刑犯的面部和如死鱼般惊恐地大睁着的眼睛。教授穿着白大褂，带着乳胶手套，兴奋地跑来跑去来回张罗。我是班长，不管我表现得多么害怕和恶心，我必须带领全班同学把尸体上的衣服脱掉，洗去血迹，然后把尸体搬进盛满福尔马林防腐液的浸泡缸中，以备解剖课用。等这一切干完，我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后来整整三天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不能动弹，内科教授说我是“低血压性休克”。

　　从此以后，我特别害怕上解剖课。

　　几个月之后的生理课也堪称得上惊心动魄。教授在课上讲男女生殖系统功能，我们虽然都二十出头，但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幻想便是一片空白，老师指着触目的男女生殖器官大挂图，那些令人之心怦然大作的话就从他平静的口中吐出：勃起、高潮、粘液、充血……老师把人类繁殖手段最初过程的步骤详尽地、一步步地解释，还不断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更为详尽的图示，全班40个男女同学脸涨得通红，课堂上可以听到40颗心跳的声音，大家屏声息气，几乎要昏了过去。不过那堂课并没有亵渎我们神圣的心灵。学校不允许恋爱，没有人敢公开恋爱，直到毕业时都是这样。当时有一条规定：如发现学生行为不轨，立即送回原地，开除校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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