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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到了师部医院，我才知道我干的活儿和放猪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医院里几乎都是走后门进来的青年，光是师、团长的子女就有十多个，他们当然是分配到化验室，X光室这类部门去工作，也有的当上了护士。我被分配到外科当卫生员，那里有个当地老女人刚退了休，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每天要换洗三十多个病人的被单被套，一清早起来到病房倒大小便、刷痰盂、扫地，最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死了，我还要负责收尸，把尸体运到医院西北角一个当作停尸房的小木棚里去，这是我从小就最最害怕的事情。我的手指头在水中都泡肿了，由于不停地洗，十个指头都渗着被洗衣板磨破的鲜血，不过我仍然像在连队放猪时那样，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我干活时的歌声很快吸引了病员，科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对我这个刚从连队上来的“土冒”越来越友好，年终总评时，我被评为全医院的卫生员标兵。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三叉戟的爆炸像惊雷一样震撼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人灵魂颤栗的闪光！当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时，我推开了医院组织科的玻璃门。 　　组织科干事张佩娣在办公桌后站了起来，望着我严肃的脸。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组织科，在人们印象中，我只是个喜欢唱歌、洗被单很勤快的女孩。 　　“请你把我的档案拿出来。”我对张佩娣说。 　　她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她是老高三，比我大四岁，也是从上海来的知青，由于出生三代工人家庭，在高中就入了党，所以她是被上级分配到组织科管档案的。她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才知道即使在组织科人事干部那张呆板的面孔后面，也有一颗寂寞的、渴望爱情的心灵。 　　“你要档案干什么？”看她的神情，显然是没有看过我档案里的材料。 　　“林彪完蛋了，我要求组织科重新审理我的档案。”“什么？……怎么回事？”她一边嗫嚅地说道，一边打开文件柜，找出了那个要了命的、泛着蜡黄颜色的牛皮纸袋。她窸窸窣窣地从我的档案袋里抖出一大堆材料，默默地浏览着，那都是些批判稿，还有工宣队强迫我写的检讨，其中一大罪名是对英明、卓越的副统帅的不恭怀疑之词。 　　“这好办。”张佩娣把材料摞在一起，面色镇定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只火柴盒，在那一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嚓”地一声点燃了火柴，一手攥着一大把材料，一手在纸上点燃了火，不到一分钟，那些在我档案袋中躺了整整三年的一大堆材料，那只占据在我忧郁的心中的魔鬼——顷刻间化为一团青烟，成了烧得焦糊发黑的纸末。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张佩娣的肩头，泪水扑扑地掉落下来……张佩娣！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着深情和感激呼唤着你的名字，你看上去是那么拘谨，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人和你说话，可你办起事来竟这样果断得出奇！在你心中，也一定藏着一把火吧！就这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档案袋里已经成了一只扁扁的、和别人一样的档案袋了。 　　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一种幸福！瞬时间，北大荒的天空变得澄蓝，鸟儿在快活地啼鸣，高高的钻天杨哗啦啦地发出声响，内心的萎顿和忧郁，那排遣不了的黑暗，那梦魇中的呼喊统统成为过去！解放了！我解放了！在人的尊严被恢复的第一个瞬间，我想到的就是，给他写信！给裴阳写信！ 　　我仍然爱着他，发疯似的爱着他。我比张佩娣幸运多了，至少我还有一个幻想中的爱人，而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异性始终是一片空白，无论在头脑还是在心灵中。有时候我看见她痴痴地发呆，有时候她又东摸西忙，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由于生理的成熟和那早已骚动不宁的青春情愫，她也和我一样需要爱，可是她只能在长期痛苦的自我禁锢中，带着无望的情欲和心灵的孤寂打发青春，回到上海时她已是33岁了，后来她和一个工人匆匆结了婚。 　　我给裴阳写了封长长的信，并且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对“九·一三”事件和我档案材料的烧毁灭迹表现出来的那种洒脱态度使我暗暗吃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嶂、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他说“九·一三”事件并没有使他像一般人那样感到震惊，并且讲他对政治已经不甚感兴趣，他已经退出了学校大批判组，虽然他还是校革委会委员，但他已经把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上。他大量地阅读，即使是在那些“长得令人厌倦的会议上”，他也阅读自己的笔记和摘要。“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高尚、更令人振奋的了！”他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论语》和《离骚》，末了他写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说人切不可有狂妄得意之心，即使现在看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未来的一切仍将是不可预测的……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快活得发抖，裴阳终于又站到了我的面前！从此之后，不管他回信不回信，我每三天给他写一封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捧着信跑到邮局，把信扔进邮筒里的那一刻。 　　1972年，当冰河刚刚开始在春汛中融化时，一个消息传到医院：大连医学专科学院向五师医院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医院各科一个名额，我认为自己简直是没有希望的，不要说上大学，就是向上爬到护士都很困难，虽然我多次得到嘉奖，但我不是师长、团长的女儿，顺着溜滑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梯上都有那些兵团和部队首长的儿女们挤我。然而，那一年却是通过严格的选举形式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每一个高举的手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外科主任念到我的名字：“周励”时，我惊异地看到举起了一片手！连伸长脖子躲在门口看热闹的病员也举起了手——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因为荣誉过分地给了我而怦怦跳动，外科领导很快根据举手多少决定了把那一个名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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