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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在课堂上，当我的心像揣着小兔子一样怦怦跳动，我的脸在发烧发烫时，我很惊讶我根本没有想到裴阳，没有一根神经把那张大挂图和他本人联系起来。我初恋中最高的愿望，也只不过是他能拉起我的手，并且给我一个真诚的、深情的吻。后来才证实连这一个吻也是永远不存在的。 　　整个求学大连期间，裴阳始终是我的青春偶像，是我疯狂、热烈地追求和爱恋的唯一。那时我在学校像一颗明星，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繁忙的社会活动使我成了男孩子们心中注意的目标。我当然接到过偷偷写来的情书，或是晚自修后有人在图书馆外面久久地等我，我遇见过真挚动情的目光，有时候我可以闻到男孩子球衫下面散发出来的汗味和男人味道……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心动，我仍然每三天给他写封信，他的回信也愈来愈勤了。 　　他仍然是什么都谈。他在信中和我谈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他对这些哲人一直抱着敬畏之心，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练，尤其是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他在信里写道：“他们虽然依然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他们的灵魂则早已步入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中去了。”他说他虽然怕死，但不畏死，“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随时去死。”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居然开诚布公地写道H小集团的某些大学生曾经引起他的某种钦佩，因为他们都是数学系、物理系的理工学生，却对社会学有着精细的研究，以致于1970年他主持大批判时，竟不知不觉写上了几句赞同的批语，幸而马上撕掉，不然真不知要惹出什么杀身之祸。 　　厚厚的信印着他遒劲的笔迹，一封封地从上海飞到大连我的手中，这些信成了我生命的安慰，每次收到他的信，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夏天大连老虎滩初升的太阳一样，发出朦胧而热烈的光芒。 　　那时的政治气氛仍然窒息，一到周末，我就带着他一封封厚厚的信札，走出城去，留连于山巅水畔，一人独自登高舒啸，背屈原的“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之忧心……”；背诵白朗宁夫人的诗篇。 　　那一时期我确实认为和他的交往是由最精致的情操和最隽永的幽默组成的，他的每一封信无不带上天才的烙印。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复旦新年晚会上别人硬要他唱一支歌，他推不过，于是唱了一支： 　　“王老三 　　我问你 　　你的灵魂在哪里？” 　　“我的灵魂 　　在山西 　　过了黄河还有二百里……” 　　他用“灵魂”代替了这首民歌中的“家乡”两字，四座顿时均目瞪口呆，而他则哈哈大笑……他接着在信中说：“灵魂在哪里，这本来就是当代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真羡慕我，能够随意去登山观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说爱情和大自然，是他人生中的两座宝殿。而现在他又有了文学这一道照亮生命的光芒。他常常在信中用他奇特的工楷写到爱情两字，我则除了给他写过白朗宁夫人的那首诗《我的棕榈树》外，再没有斗胆公开地写到爱情——尽管我给他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对他热烈痴迷的爱。 　　有一次我这样写给他： 　　“今天终于搞到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波涛丰满的喧响把我带入柏拉图的幻境——啊！但愿你雄劲和坚定的桨能助我越过这汹涌浩瀚的生活之海——在与旋涡与礁岩搏击之后，终能抵达必然的彼岸……为理想殉难的人，不管是英勇地死于刀刃之下，还是悲苦地死于螺旋形历史思维的渊源之中；不论他沉溺于最初奔赴时骤起的飓风中，还是窒息在最后一步途中突来的旋涡里，他们都是不朽的。因为他们带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而死去。” 　　裴阳！你教我吧！教我怎样生？教我如何死？ 　　《命运》一曲奏完，我已是泪水涌流，裴阳，只有你，才能使我理解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生与死。你的力量比这首交响乐的力量更大，你明白么？ 　　…… 　　在我毕业之前的半年，他在信中写到贝多芬的遗嘱，他写道： 　　“贝多芬的遗嘱中只字未提琪夏尔蒂和她给自己带来的隐痛，但这毕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这是贝多芬精神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通过这个收缩点，人，才能确信一个更高贵的存在。”他说贝多芬在情意缠绵、簌簌泪珠的失恋中居然也写出了《英雄交响曲》，但毕竟“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和所有的书信一样，他并未把我们两人的事在笔下置于爱情之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有一次，我在提到争取毕业后回上海时，他回信写了句： 　　“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更美一些”，他信中总是有种微妙的情愫，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我无法证实他不爱我。正如人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也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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