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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读斯宾诺沙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在静态中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枝头开满了鲜花,不断地摇摆着,但那无法摇动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仿佛感到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他心中有一种真诚,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的威严,这好像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因为斯宾诺沙出身于一个殉道者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当时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亲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兰被处绞刑。你简直难以想象行刑之前要进行多少准备和举行多少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使罪犯厌倦得要命,而旁观者却有了足够的余暇来进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宾诺沙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为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写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驱逐,在西伯利亚整整流放了21年。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怜悯自己,他怀着民主自由的乌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每天阅读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写下大量的笔记。承受苦难、承受生存压力和笨重劳作的心理支撑越来越强大起来,每天深夜当我吹熄“威虎厅”的最后一支烛光,钻进冰冷的被窝时,我的心灵又充沛起来,我想起他,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我相信他一定会来信的,一定会来信的……

  他终于来信了!那天下工回来,我正要端水洗脸,通讯员跑进“威虎厅”嚷嚷:“复旦大学!好神气的信封!周励!你的信,挂号的!”那时我姐姐已经被分配去了西安,裴阳留校。我一把夺过信,只见“复旦大学”四个红字跃入眼帘,我又紧张又兴奋地撕开信封,一口气读完。他写了整整13页!在信里他告诉我他曾经给我寄过信,但不知是兵团信箱号码写错还是怎么回事,信被退回了复旦,所以这次他用挂号信寄出。他的字写得很大,是一种遒劲而又很怪的字体,他说我给他写的三封信,他都仔细地看了,“在那样艰苦的劳作中,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我很感谢。”

  接着,他告诉我复旦大学正在开展批判H小集团的运动:“他们曾经是同你一样有激情有热情的大学生,怎么会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呢?就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怀疑一切,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克服困难,他们心怀不着边际的野心,他们想取而代之。这种悲剧发生在一群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身上,是值得深思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一大包他邮来的材料,里面是批判H小集团论文选1—5集,其中有一半是他亲自撰写和编辑的,他的信中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只是鼓励我好好地干下去:

  “你不要被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和枯燥生活所吓倒……你提起那个惊人心魄的晨间哨声,说明你仍然存在着胆怯、怕吃苦。不过,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过了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了批判论文选6—7集,他的文笔极好,不仅在复旦,就是在全国各重要报刊上也早已闻名遐迩,只不过被他所批判的那些思想,和我的思想倒十分相近,有的甚至就是我《一封信》中观点的翻版。“他为什么对我给予那么令人感动的同情,同时又要去批判别人呢?”

  我不禁感到困惑,但我深信他是天使,天使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他在第二封信中向我推荐了一批书,其中包括《拿破仑传》、《我的奋斗》、《阿登纳回忆录》和《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等。“你没有的书,我可以马上设法寄来。”他看来对这些书推崇备至。而我,在以后和他接近的18年里,只要他一讲起哪一本书,我就立即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地扑过去,抱住那本书!

  复旦的来信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夏季铲地期终于过去了。八月初,全连开展总结评比,我们女一排评出了三名干得最好、最肯吃苦的战士,我是其中一名,我马上被选为班长。排长是连里指派来的,是一位来自鸡西市的女青年,父母都是煤矿工,叫邵燕琴,至今写下的她的名字,我仍充满了怀念。她比我还小,只有16岁,红扑扑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她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吃苦的女孩子,干起活来又快又利索,和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是那样朴实,又嫉恶如仇。

  有一次,几个上海女孩把馒头丢掉,吃家里寄来的糖炒米粉,她把馒头拣起来大骂了她们一顿,然后竟剥了皮吃了下去!这个既能干又聪明的女排长,本来已经要提升为副连长,连任命书也下来了,但突然发现她的一个远房叔叔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永远也没有再提拔。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看到她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真像刀绞般地发痛。和裴阳通信的事,只有邵燕琴一个人知道,她就睡在我旁边。有一天半夜,“威虎厅”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我还在写,她突然爬起来悄悄地对我侧过身子说:“你的眼睛在发亮!你一定是在写情书!”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书,我决定给裴阳写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告诉他,我爱他!我再也无法抑止胸中溢满的感情,就像无法抵挡春天乌苏里江的潮汛。我用一张雪白的“复旦大学”的信笺,蘸着我内心涌出的激情写下白朗宁夫人的一首诗《我的棕榈树》,向他正式表白:

  “我想你,我的相思围抱住你,
  绕着你而抽芽,
  像蔓藤卷缠着树木
  遍生硕大的叶瓣……
  可是我的棕榈树呀,
  你该明白
  我怎愿怀着我的思念而失去了更亲
  更宝贵的你!
  我宁可你显现你自己的存在,
  像一株坚强的棕榈
  沙沙地摇撼枝干
  在你的阴影里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
  洋溢着深深的喜悦
  我再不想你
  我是那么地贴近你
  ——我的棕榈树。”

  等待回信的日子长得绵绵无尽,发出信之后的每一天,我那颗被爱情充满的心像一只披着粉红色羽毛的小鸟,在诗一般的辉煌晴空中翱翔。一个星期之后的每一天,只要没有我的信我就揪心地失望,有时我会感到万分羞愧:我凭什么去爱他?我只是趴在地里的无数小虫子中的一个小虫子。他凭什么爱我?他身处高等学府,日理万机,他能给我写回信,寄学习材料,就已经不错了。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发出的爱情呼喊,是失去常态的自作多情?在上海,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在复旦校园,他不是令无数女大学生们痴迷和崇拜的偶像吗?然而,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就有幻想。你无法摆脱这种幻想,你无法摆脱罩在你头上的那个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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