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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一个周末，我姐姐一回家就叫：“整个复旦都知道裴阳在和我的妹妹约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连我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啊！见面也只是在全校开大会时，看到他坐在校革委会的一排头头们的当中！” 　　听到我姐姐这么叫着，我心头涌起一股甜蜜的意味。确实，那种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缱绻柔情，已经使我销魄荡魂。不过，我又清醒地觉得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过一个半月，我就要去北大荒，我就要告别上海，可能永远也不能回来了。啊，在上路之前，遇到一个充满理想又才智横溢的人，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复旦园那爆发枝芽的翠柳，那微波粼粼的小湖，通向五角场的那条幽静蜿蜒的小路，同他那如和谐的天籁一般的话语……这一切，像春天里一股清新的风，直吹我的胸襟，麻木、委顿、自卑、迷惘……统统被一扫而去！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我要到北大荒兵团去谱写我新的历史！ 　　5月9日，正是春风桃李灿若火的季节，我和千千万万的兵团战士一起，离开了上海。裴阳没有送给我任何东西，只是给了我一大叠印有“复旦大学”抬头的空白信笺。 　　“给我来信。”他说。 　　从上海开往黑龙江的列车，整整晃荡了三天三夜。从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同伴们鼾声大作进入睡梦时，一个人偷偷地溜进餐车，借着厨房里透过来的一点亮光给他写信。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头的： 　　“裴阳： 　　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称你老师呢？还是朋友？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了，和你的每一次谈话，都给了我一种能承受苦难的巨大力量。而在这之前，你是知道的，我就像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只是手中没有那一把火，我几乎要绝望了……” 　　我写了满满三页纸，火车一到站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当我投信的时候，把信捧在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多么幸运的信笺，它能够回到他的办公室，回到他的手中……”我吻信的时候，觉得脸在发红发烫，仿佛海浪亲吻着黄金般的沙滩，仿佛山泉洗濯着清波荡漾的月色。如果说过去和小济一起散步，我有过和他拉手的朦胧愿望，那么现在我可以说：“爱情，一种真正的爱情，伴随着仰慕、敬畏和眷恋，已经开始照亮我的人生。它像大江奔腾，奇峰突起，它是海涛汹涌，一泻汪洋，如泛滥的春水一样融会着丰富、强烈的生命！”如果我在向他告别时，和他拥抱一下，那该多好！想到这儿，我的心怦怦地大跳起来。我过去全部教养教给我的关于爱情的观念，和我现在沉浸于其中的感情如此截然不同：这种爱情是如此温柔缱绻、含蓄隽永，深沉的情怀带有几分伤感和忧郁，就像一朵带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又有着几分野气，甚至性幻想。 　　列车从哈尔滨转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到嫩江，最后再从嫩江搭上装运猪的几十辆卡车——因为附近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专业养猪场——把我们送到克山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一个又瘦又小、长得像一只鸟的当地人，自称是连长，把我们三十几个从15岁到19岁的上海女知青领进一个威虎厅一样的大草棚洞里，深处是一个大洞，横七竖八地支着几根大原木，外面是枯黄的、厚厚的芦苇草搭起的延伸空间，里面仅有的是黑烂泥地上面垒起的两铺极长极大的土炕。 　　“欢迎你们到这里安家！”连长讲话很干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他拿出一只哨子晃了晃，“休息一天，后天清早听到哨子声，集合下地！”又补充一句，“这个屋子里的都属女一排！”说完就两手抄在身后走了。 　　世上再没有比种地更苦的事情了。单调、重复的动作，从60秒到下一个1分钟，从60分钟到下一个1小时、两小时……直至10个小时太阳下山为止，你始终在作同样一个动作。这不是动作，而是把你的心脏、你的肺腑、你的血脉、筋肉统统都扒出来，让每一根骨头裂开的、刀耕火种般的原始式的劳作！ 　　我们来到北大荒不久，正好碰上6月份铲大地季节。一眼望不到边的垅沟长得叫人心里打颤，毒日头慷慨地馈赠给每个人，全身像小溪流一样无止无尽地流淌着汗水。我们像小虫子一样趴在一片杂绿、良莠不齐的垅沟里，睁着大眼睛去分辨什么是草什么是苗，然后用长满血泡的手狠狠地拉起锄具。十几里垅沟铲下来，背上像压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抬眼一看，还有十几里垅沟在你眼前伸展……北大荒啊！真是又大又荒。不时听到又有谁谁谁昏过去了的叫声，你只觉得你的血，你的汗，全部都被这垅沟、锄头吮吸、榨干！唯一能够使自己坚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 　　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我一股丹田之气，使我一步一铲地活下去、干下去。我也默默地背诵：“……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我多么盼望裴阳给我来信呵！特别是每天清早，当哨子吹响，我们从迷蒙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时，不少女生用上海话讲：“心惊别别跳！”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存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重，就好像每天你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去翻三座大山，才能活下来，否则就不能活。“今天他一定会来信！”每当清晨听到哨子，“心惊别别跳”时，我就立即这样想。 　　可是他没有来信，一个多月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可他一封也没有回。每天晚上放工回来，是一个小时的反帝反修军事训练，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上炕时已是11点了。集体熄灯后，我在炕头箱子上架起一支小蜡烛，读他让我看的两本书：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无法形容读书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动。15、16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了不起的受难者，翻译了《圣经》的马丁·路德的父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矿工，儿童时代的路德经常跟随父亲来到地下矿场，那里积聚着巨大的金属矿石，清冽的矿泉潺潺地流着，这幼小的心灵也许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摄取了最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许还受到山中精灵们的魔法保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才凝聚了那么多的大地灵气，那么多的热情渣滓。 　　路德虽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却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着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难中就常常以为自己在和具有形体的魔鬼作斗争。他在瓦尔特堡翻译《新约》时，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掷向魔鬼的头颅，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印刷用的油墨便产生了巨大的恐怖。 　　荣誉归于路德！海涅写道：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 　　20年之后，当我再看已经完全不同了的裴阳时，所想到的也正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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