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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两个星期后,正是麦收的季节,我和排长邵燕琴正领着十几个人在麦地里喂康拜因,为了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割下脱粒入仓,我们已经突击了三天三夜,身上的汗水和谷粒扬场机喷出的麦壳灰尘粘腻在一起,我们都成了泥人。饿了咬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水,几十个小时不息地守在轰轰作响的康拜因前,把一捆捆的麦子往里丢。第三天黄昏时分才终于“喂饱”了康拜因,已经累得半死的我们爬上高高的谷堆麦垛,横七竖八地躺下。连里那时怕知青谈恋爱败坏连风,规定男女排分开作业,我们这个作业组全是女的,连康拜因手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女职工,因此,我们十几个女孩子就肆无忌惮地索性解开衣扣,扒开粘满麦粒灰尘的上衣,露出一只只雪白的、粉红色的、浅绿色的乳罩,让我们的肌肤沐浴在北大荒黄昏的微风里。

  我们就这样人人裸露了上半身躺在麦垛上,像睡死了过去一样。突然,迷朦中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信!……周励!你的挂号信!……复旦大学来的!”我们十几个女孩子惊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扣上上衣钮扣,通讯员的自行车已经骑近了。那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个黄昏,绯红的晚霞照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飘忽的云霓在远处地平线上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的奇观。当我们叽叽喳喳在慌忙中扣上钮扣时,我发现每一个女孩子的胸脯都是那么雪白,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娇嫩的姑娘啊,命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得承受什么。

  我跳下麦垛,心脏颤抖地接过那封挂号信,匆匆地拆开,邮包内是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书中夹着三页信纸。他在信中写道:

  “对你所表明的善意,我十分感激。我对爱情有很高的要求:第一,忠诚;第二,精神世界的美;第三,才华。正像我对人生的态度一样,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是没有什么错的。问题在于,你还太年轻,正像我刚和你见面时说的那样,你对于你所追求的东西,还不甚了解……”

  收到这封信,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没有说爱我,也没有说不爱我。但是他明明写到了“爱情”,写到了“熊熊烈火”、“两个相似的天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字样!多么高贵的循循善诱。我发誓,尽管我的翅膀还很嫩很弱,但我要竭尽全力地拍打着翅膀向上飞,竭尽全力地接近他天性中那种“无限感觉中的和谐”。

  面对着北大荒秋季辽阔壮丽的大地,生活赋予了我新的意义:为了我心目中的阿波罗神,我要加倍勤勉奋发,我要无愧于他!无愧于我决心为之献身的崇高感情!

  麦收之后,进入了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五十四团团党委发出了命令,各营各连组织人马从克山县步行拉练到位于甘南县的查哈阳五十五团,开展一场战天斗地的查哈阳农田水利大会战。出发前按团党委要求,每个人都交了决心书。我们冒着大风雪,背着行囊,开始了数百里路的拉练,一路上不是唱语录歌就是高声背诵语录。邵燕琴拿着喊话筒,只要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就清脆响亮地应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她一拉开嗓子:“世界是……一——二!”我们就引吭高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来到查哈阳,我们用炸药和大镐在冻土块上挖干渠,我学会了装炸药、点火、一气几十锤砸在钢钎上,用娇嫩的肩膀挑起一百斤重的盛满冻土的柳条筐,光是扁担就压断了三根。

  晚上,回到冷如冰窖的临时搭架的地铺,扒开衬衫,只见肩膀上血迹、汗水和磨破的皮肤上渗出的分泌物已粘糊成一片。我匆匆地擦一擦,又跑来跑去组织连里晚上的宣传队演出。那真是精神亢奋的时期:人山人海,遍地都是十七八九、二十挂零的青年兵团战士,挥锤、点爆、挑着土筐疾步如飞……此起彼伏的歌声、语录声、豪言壮语的口号和幽默机智、不甘示弱的挑战声,和这大雪、冻土、汗水、黄棉袄混成一个至今难忘的查哈阳交响诗。

  两个月的水利会战下来,共有三个知青被炸药燃爆时炸死,二十几人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第二年春天,当人人怀念查哈阳,想知道查哈阳在春天是什么样子,水是否在干渠和支渠中流淌时,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兵团总部在选择农田水利大会战的地块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干渠和支渠在春天里开始溶化,成了一堆堆软塌无力的烂泥,在阳光底下渗淌着泥浆。方圆几十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软土沟渠,既没有水,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血白流了……

  那年冬天,从查哈阳大会战回到连队后,立即开展了全团性评比活动。我被连里评上兵团五好战士,并准备申报兵团总部参加全兵团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一天,邵燕琴高兴地告诉我:营部宣传股看上了我,讲我不仅肯吃苦,而且能说能写,能唱能跳,要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听了这消息,我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只是很舍不得离开并肩战斗了这么久的班里的战士,舍不得离开女一排,更舍不得离开女排长邵燕琴。

  可是不久,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传来了:申报我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报告被退了下来,原因是我的档案中装满了一袋子中学里的批判《一封信》的材料!我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消息在连里传开,我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学校为什么要将我置于死地?为什么言而无信?我去兵团前,一个姓张、主管分配的造反派,拖着他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跛腿拍拍肩膀对我说:“什么都没有!你的档案是很干净的,我们根据上面的指示,对中学生一律不设什么档案,不寒任何材料。”他还露出那口黄牙,对我“嘿嘿”一笑。

  ……我只觉得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洞穴,在愤慨和羞辱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切全都完了。我深夜独自一人跑出“威虎厅”,站在一片茫茫白雪的旷野中伤心恸哭。“回学校去!找学校算帐!让他们来公函抽调回那批材料!”邵燕琴一边为我难过,一边替我出主意,“周励!你只有18岁!不像我表叔都50岁了,他的历史问题还碍着我。你要为自己的前途想想,既然上面政策有规定,学校也没有给你戴任何政治帽子,凭什么塞档案?历史问题?你的历史还没写出一撇呢!”她伸出臂膀,抱住我的肩头,给痛苦中的我带来无限安慰。

  是的,我不能束手待毙!我要回上海去!我决定立即动身!我向连长请假,当时连里还没有一个人回城探亲休假,我们来到兵团一年都没有满。连长不给假,我只好编造理由说我母亲得了急病,又让上海家中拍来电报,连长看了电报说,好吧!给你21天假,早去早回,准时归队!

  我没有什么钱,每月32元除了吃、零用,还给家里寄去。几十元一张从黑龙江到上海的火车票,在我眼里看来像天文数字一样贵。我决定不买车票,像“大串联”时期那样扒车回上海。我到食堂买了三天吃的馒头,装了满满一书包,也没有带什么行李,把裴阳给我的信全部小心地包扎起来放进书包,又带了一本路上看的书,就步行几十里来到克山县火车站,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挤上了南行的列车。

  从克山开出的火车十分拥挤,混和着东北大烟呛味、尿酸味和其它稀奇古怪的味道。我挤在动弹不得的乘客中想,比起一年前刚迈上开向北大荒的列车时,我已经成熟多了。我不再是一个娇滴滴、温文尔雅的上海姑娘,我的手掌上长满了老茧,手臂和胳膊上有镰刀划破的刀痕,我挑过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现在我也可以像一个野蛮女人一样地逃票、躲开查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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