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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他似乎不愿提起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那时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书皆为大毒草，并且诬称他是由于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他的侄子一再地试图安慰他，让他当心身体，甚至提出让他不要看任何一份报纸。我则坚信他是没有罪的，我对面前这个老人像对一座丰碑一样充满了敬意。从巴金家里出来，已经是华灯初放的黄昏了，没有晚霞，没有歌声，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我和他一直从武康路走到了永嘉路，在他家门口那棵法国梧桐树下，我们有谈不完的话，但大多时是我在谈。我给他背诵《联共（布）党史》中的精采片段，和他讲那份阻止斯大林掌权的《列宁遗嘱》，也谈对“文革”这场运动的种种焦虑，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大人物的怀疑与鄙视……他总是静静地、口角带着微笑地听我讲，他善解人意，却不喜欢表达。但是，当你看到他那双如一头小花鹿般的乌黑光亮的眼睛正盯着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你就无法停止和他谈话，无法和他说一声“再见”。 　　那年夏天，我们在淮海路、常熟路、永嘉路上一共走了多少遍，我已经记不得了。每天看不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他；每次见到他，我会觉得心怦怦跳，全身的血液在奔腾，可是一和他谈话就平静了下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渴望，我渴望去拉住他的手，啊，如果能拉起他的手，那该涌起多么幸福的波涛！ 　　我从来没有拉过他的手，我们互相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沉静的个性能够接受我的任何思想：从《斯巴达克思》到《奥赛罗》，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当我告诉他，我给《文汇报》写了那封信时，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惊讶和恐慌，好像我早就应该写那封信似的。我们又一起去看了几次巴金，我不敢用自己满腹的疑问去打扰这位正在受难的老人，我深知任何一场严肃的谈话都会给他徒增更重的思想负担，我试图为他倒一杯开水，或是整理一下零乱的房间，尽量少说话地同他一起打发一个黄昏或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指着一大排空着的书架，那上面放着几只药瓶和杂物，他的胸膛里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那么多的书，都搜走了！……”那种发自肺腑的悲哀，使我难过了许久。还有一次，他对我的同伴说：“小济（他的名字），要好好学习外语……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说的，你懂吗？”他特意提高了语调，强调“马克思”这三个字，仿佛这是他对侄子的某种期待的必不可缺的后盾。他瘦弱的身影在房间里摸索着，常常面对着一大堆检讨材料仰天叹息……20年后，当我从美国回到上海，看到武康路上那所被层层护卫起来的住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万般感慨，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的叹息声。 　　我的那封信很快被《文汇报》社退回了学校，并且立即掀起了巨大波澜。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黑板报连篇的批判檄文中。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如鱼贯般地轮流不息找我问话，对我进行审查，将我的学习笔记、日记通通搜去。有一天，学校里突然刷出了一条大标语：“揪出《一封信》后面的黑手！”有人揭发在武康路巴金住宅门口看到我和小济，并且说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又过了几天，学校居然出现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而且宣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绝对写不出如此尖锐、引经据典、政论性极强的文章，后面一定有一个长胡子的黑手，连《文汇报》也不相信。我气极了，噩梦整夜整夜地缠绕着我，我生怕巴金会知道这一切，我生怕羸弱的老人会突然死掉……有一天，我从工宣队的审查室出来，刚跨出校门，一个声音喊住了我。是他，又是他，他曾经多次地等在离审查室不远的角落，我一出来，他便追上我的脚步——可是现在，校园里满是批判我和莫名其妙地批判他姑夫的大字报，我怎么能再授人以柄呢？ 　　“等一下！”他跑了上来：“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不敢回头望他，我没有理睬他，加快脚步拼命地走着，直至走到高安路的弄堂口，我猛一回头，像发疯似的叫道：“不要跟着我！……不要再和我讲话！你明白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在害你姑夫吗？……你难道愿意看到别人借着你和我，再往他身上砍一刀？！” 　　性格向来沉静的他，被我几乎失去常态的大叫震懵了，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一转身跑掉了…… 　　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早一年下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双如同小花鹿一般乌黑发亮的眼睛。 　　如果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这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但是幻想的翅膀已经被砍掉，我郁郁寡言，心中充满痛苦，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回头：我不能放弃理性的思索。我渴望有一个比我更通事理，学识渊博的人，把我从思维的一片迷乱之中拯救出来；不管是什么人，男的或是女的，也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我相信他、崇拜他。 　　我开始相信别人，不再相信我自己。 　　轮到我下乡之前，批判的浪潮已经过去，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学里的几个女友约我到杭州去散散心，在向北大荒进军之前，再看一看美丽的西子湖，登一下青翠葱茏的南高峰。 　　我和我的女友们，曾举着一面小旗，从陕西铜川步行到延安。我们在贫瘠苍凉、横亘天际的黄土高原上大声地向牧羊老人问路，晚上和农民家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我们第一次捧起破碗喝小米粥，我们惊叹农人如牛马般的劳作和满野裸露的贫穷。大串连把中国最底层的画面翻到了我们眼前，当我们展开双管，欢呼着奔向走了七天七夜才终于见到的宝塔山时，又隐隐地感到理想同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没有什么事比离开上海更吸引我了，我立即答应去杭州作最后一次“串连”。 　　在钱塘江大桥上，我遇见了他——裴阳。每当我回想起和他的初次见面，我总会想起日本电影《啊，海军》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座大桥上相逢又告别的特定镜头。我是我们四个女孩子中最忧郁的，几乎没有笑过。我们在钱塘江大桥上刚刚拍了两张合影，桥头堡里就走出了一个解放军，他几乎是奔着跑向我们，一把夺去了我们的相机，然后指着远处一块牌子大叫着：“这里禁拍照片！”说着马上要打开相机将胶卷曝光。我们急着和他争辩，并且保证到上海后把两张禁拍的胶片寄回到桥头堡，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立即打开相机。正在争执不下时，我们身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复旦大学的，我们会负责监督执行这件事！” 　　我们得救了，我们保住了那卷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的胶卷。我回过头去仔细地望着这位“天外来客”，他看上去比我大四五岁，身材魁梧，气质潇洒，眉宇间充满一股英气，特别是那两道飞向两额角的浓浓的乌眉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加上白皙细腻、胡子刮得很干净的面孔，给人一种人品出众的感觉：“地杰人灵，江南才子。”好帅的复旦大学生！ 　　“我们已经注意你们好久了，你们是从哪儿冒冒失失地闯上钱塘江大桥的？”他边上的那位同伴问。 　　“我们直接从蔡永祥纪念馆上来的，怎么？你们俩也偷偷拍了照吗？”我的一位女友和他的同伴交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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