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海外故事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上页　下页

三五

他看到了那本相册，立即显得非常紧张，涨红了脸，望着前面隔了二三排，那个梳着长辫子正扭头望着他的女生。他俩就这么呆呆地相望了十几秒种，他不知怎么在慌乱中碰掉了那本厚厚的相册，发出了“嘣”的声响。语文老师迅速从讲台边走了过来，她捡起了相册，瞪大眼睛，异常惊讶地望着我的同桌。下课后，语文老师把相册交到了校长室。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学校，许多同学挤在校长室窗口看那个女孩子一边流泪哭泣一边陈述。而过了一周，那个男同学就被转到另外一所小学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惋惜我的同桌的被迫调走，我突然发现他似乎对我也存在着某种吸引力。从此以后，我才逐渐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虽然只有13岁的年龄，但内心常常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着，充满着骚动不安的情愫。特别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你听不进课，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呆呆地盯着教室的窗外，望着正爆出一个个小嫩芽的垂拂着的柳枝，忽而又感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阵怅惘之后，你突然感到，你多么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和你手拉着手，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啊！ 　　这种年龄，在美国叫“Dangerous Age”（危险年龄），而美国政府对这种“危险年龄”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放避孕套。这种办法曾经遭到纽约一批华裔家长的反对，认为这是“教唆、引诱少男少女犯罪”。但是这个呼声毕竟太弱了，美国就是美国，你了解这点，就不会为在地铁中看到一个14岁的少女抱着一个婴儿而惊奇。“少女妈妈”在美国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每当想起我少女时期那段由生理发育所引起的青春骚动，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感激笼罩在我的祖国的那种严谨笃厚的儒家传统，那种深沉的克制力量和对精神生活的开导和追求。不然，将宝贵的青春毁坏，将少女的贞洁连同前途一起葬送，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 　　小学毕业了。我像一头发育成熟的小羚羊，不知是应当蹦跳着奔向波澜壮阔的大海呢，还是冲向原始古老的森林？是迈向那令人目眩的高山顶峰，还是走回一望无际、芳草萋萋的原野？我就这样带着激动，带着渺茫和几分惆怅跨进了中学的校门。那时，许多孩子的梦想是到苏联去，看红场，看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而我更是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是苏联人，为什么不是娜塔莎，或者是奥尔迦那样梳着金黄色辫子的苏联姑娘？苏联对我们来讲像天堂一样美，却又遥远不可及。正在这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我们守着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0点广播，生怕漏掉一个字：“赫鲁晓夫杜鲁门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导弹核武器……”站在一大堆政治术语和历史的帷幕前，我们感到既庄重又敬畏，而在内心深处还是暗暗地想：做苏联人比做中国人要幸福。 　　案头上都是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列宁传》、《红肩章》、《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普希金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黑面包干》，这些苏联小说成了我少女时期的精神食粮，点燃了我献身于人类一项什么伟大事业的熊熊理想之火，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底要什么？宇宙是否真的无限？等等。 　　有一天，我从我姐姐的书架上，翻到一本《赫尔岑选集》，我姐姐也完全是受苏联式教育的典型。她在12岁时，就和一个叫娜嘉的苏联大队长女孩子通信，互寄娃娃等礼物，她的书架上都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大部头作品。当我翻到这一页时，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 　　“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成为少年人并第一次要求在一切人类的活动中参加一份的时候，那可真是人生中美妙的时刻：活力沸腾着，心脏猛跳着，血是热的，力量是充沛的。世界也是那么地美好，新颖、光辉，充满着胜利、欢跃和生命……心灵中洋溢着阿喀琉斯的胆量，波查的理想，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牺牲的时期，是柏拉图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热爱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时期，是辉煌的序幕。可是跟在这序幕后面的却常常地、常常地是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 　　我发誓不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出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从16岁起——那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和历史有关的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在我父亲的书房放了十几年，从我记事起就记得那本厚厚的、精装的米褐色封面的册子。我从书橱中取出，如饥似渴地读着，我感到比读《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更有一股特殊的、无法形容的强烈吸引力。我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史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世界通史》和《法国大革命史》，随着书页的翻迭在眼前出现的一幅幅壮丽而又悲壮的历史剧幕，不仅使人胸中产生一股扭转乾坤的力量，同时也能使人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去，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 　　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1967年，当“文化大革命”正被武斗、互相残杀、打倒一切搅得昏天黑地时，我用两个昼夜时间，写了一封信寄给《文汇报》，要求发表我的信，并且呼吁结束这场“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所谓政治大革命。如果不是获得了历史这一面镜子，我是绝不可能写那封几乎葬送了我整个青春的信的。 　　那青春骚动的情愫并没有在我的心中停止，作为一个妙龄时期的少女，我虽然穿着标志着血统的淡黄色军服——或者上半身，或者是下半身轮换着穿，有半年左右的时期，我还佩带着红卫兵袖章。但我内心却像天使一样地渴望着爱，渴望着在赤裸裸的蓝天和赤裸裸的绿野中飞翔。我开始和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男孩子一起散步了，那时他初三，我初二。他长得很端正，有着那种吸引女孩子的颀长的身材，他是属于沉思型的男孩子，脸上常常带着忧郁神情。有一次，当我和他谈了许多各自心爱的读物时，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姑夫——当时正在倒霉挨整的、大名鼎鼎的作家巴金。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位老人的形象：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长衫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任何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那天正是阴天，窗外阴霾重叠，小小的客厅里十分寒冷，他的儿女都去大串连了，可以想见老人的孤独和心境的凄惨。突然看到侄子带来了一个女孩前来探望，他获得的一点快慰可以从他慌慌忙忙地倒上两杯开水，又抓起一大把茶叶放进杯子的动作中看出来。 　　“你们怎么样，在学校好吧？”他嗫嚅地说。布满皱纹的脸上绽露出一丝微笑，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发出了一道依然是聪明睿智的光芒。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