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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不知怎么，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望着我，我也默默地望着他。桥头上的风吹乱了他乌黑的头发，我就像看着一部电影似的望着他。多年以后，他对我说，我站在桥上，满脸忧伤的样子，使他困惑，并且不由产生了一种怜爱之心。几分钟后，他和同伴走向桥东面的蔡永祥纪念馆，我们走向西面桥尾，当我回过头去再望一眼那位复旦大学生时，我发现他也正回转头，在遥远的桥那头望着我。 　　原以为会像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很快地对桥头上发生的事也淡忘了（那两张胶卷寄回了桥头堡），没有想到几星期后在复旦又碰到他，而且知道了他就是在整个复旦校园，甚至整个上海都十分闻名的裴阳。 　　和他在复旦碰面纯属偶然。我姐姐是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我常常以我姐姐为骄傲。她一贯是正统的好学生，从不惹麻烦，父母亲十分喜爱她。在我10岁时，有一次爸爸带姐姐去看戏，爸爸讲我不懂京剧，怎么也不肯带上我，是市委派的黑轿车来接他们的。半夜里我已经入睡，从剧院回来的姐姐拼命地把我摇醒：“我见到了毛主席！……快起来呀！我见到了毛主席！”我一骨碌爬起来，惊呆地望着满面红光的姐姐兴奋地叙述：“在京戏开幕前，报幕员讲，毛主席也来看戏了，我就拼命地挤出座位，冲到前面第一排，爸爸急急忙忙地紧追着我，毛主席就坐在第二排当中！我跑到毛主席面前，敬了队礼，毛主席和蔼地笑着说：‘小鬼，你也来啦？'说着，用他那只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是多么幸福啊！……你要摸一摸我的手吗？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啊！” 　　兴奋、羡慕、嫉妒、懊恼……我们俩姐妹一夜也没睡好觉，我更加以我姐姐为骄傲了。不久，她在《中国少年报》上登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见到了毛主席》。姐姐由同济附中考入复旦大学后，马上被选为班长和系团委委员，她的功课一直是拔尖的。每逢周末她回到家里，总是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复旦校园发生的事。1964年，毛主席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且对全国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提出：要培养几个中央级的接班人，还提出要年轻，思想不要有框框……任务下达到复旦，复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人才济济的几千名大学生、研究生中，挑选了两名学生作为接班人重点培养：国际关系系的裴阳和新闻系的一位学生。1966年在复旦大学提到这两位学生的名字，就像1991年在波斯湾战争中提起美国斯瓦思柯夫将军一样。我姐姐每次回家，都要带回裴阳写的范文，或是裴阳和新闻系那位学生两人联名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的大篇文章。“这是复旦的骄傲！”我姐姐说。 　　那天我去复旦找我姐姐——我几乎每星期都骑着自行车往复旦跑。我要姐姐帮我搞一本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我那时正在整理去兵团的行囊和书箱。姐姐对我说，这类政治史记性小说她们化学系没有，她让我去国际关系系问问，也许能碰上运气。那时社会上的图书馆差不多都已经砸烂了，许多书籍散落在大学生手中。 　　我走到距离化学系有两、三幢楼的国际关系系，听我姐姐说，国际关系系培养三种人：资深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外交人才和高等学府的教授。这是一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楼，我一直梦想自己哪天能够进入这个系，但是我将要奔赴北大荒，梦想总是梦想。当我走进这座楼时，仍恍若在梦幻中。楼梯和走廊间静得出奇，墙上也没有什么大字报，比起当时正在开展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的复旦校园，这里简直像另一个世界，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一直走到四楼，终于看到一扇稍稍开着的门，大白天里面也亮着灯，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上的玻璃，听到了一个声音：“请进来”，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在当时可以称作“典雅”的宽大的办公室，两扇大玻璃窗加上几支日光灯的照亮，房间内显得明亮开阔，四壁都是陈旧的棕色的木制老式书橱，透过书橱的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中文和外文的、都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书籍。最令人惊奇的是，窗台上还有一盆小而别致的万年松，这被照料得很好的盆景，给这屋子带来了一股盎然的生气。坐在一张很宽大的、堆满了书籍报刊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正俯首疾书着什么，我想他在说“请进来”时，也不曾抬一下头。他写得很快，当他的笔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并且把信笺塞进信封时，他抬起了头，几乎在同一瞬间，我们俩都发出了一个惊奇的声音：“——是你？！在大桥上碰见的人？” 　　他比一个月前我在大桥上遇见他的时候更潇洒了，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子笔挺地翻开，套了一件米色开司米毛衣，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咄咄逼人，这是一双中国南方的、深深凹陷的眼睛，乌黑的眸子透过长长的睫毛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他的鼻子不很挺，嘴唇很厚，但棱角分明。他沉思的时候像个饱经沧桑的学者，“嘿嘿”一笑时，又像个孩子那样开朗自在。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只有22岁，而在当时只有17岁的我的眼里，他竟是如此伟岸得高不可攀。 　　“你怎么会到复旦来？”他站起身子到窗台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国记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 　　“什么？……你要去北大荒吗？……带约翰·里德的书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张纸头，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我，“你去找我的这个朋友，他会帮你搞到这本书的。”我高兴地接过纸条，他在钱塘江大桥上救了我们的胶卷，现在又为我找到了那本书，命运的机遇真是实在奇妙！我道谢后，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看来他很忙，我本不该如此冒昧地打扰他。我想我应当马上离开，回到我姐姐那里去，可是这所房间竟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向往的理想境界：满屋的书，明亮的窗，宽大的办公桌……况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许多聪明幽默的男同学，但就气质来讲，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视着他躬起身子去接电话，突然，我听到他在讲： 　　“是啊！我就是裴阳！……什么？去市里开会？晚上七点？”他一边回答，一边伸手拿铅笔在一张大月历上画着，那张平面月历上被红色或黑色的笔勾满了圈圈。 　　裴阳！他就是裴阳！我感到兴奋却并不惊讶。我心目中的裴阳，我姐姐常提起并且称为“复旦的骄傲”的裴阳，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 　　我充满敬仰之心凝视着他打电话的神情，他一点也不兴奋，声音平静，带着很好听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边找边回答。我很惊讶他会在这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办公室里日理万机，好像复旦、上海每个角落都将电话线通到他的办公桌底下似的。 　　他终于放下了电话，望着我微笑着，他显然并没有忘记我一直笔直地站立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早就听我姐姐讲到过你。”我说。 　　“你姐姐？” 　　我告诉他我姐姐是化学系三年级的，不是什么出名人物，但“文革”开始之前她是班长。 　　他看来对我姐姐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马上问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忧郁，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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