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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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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守门人把我带到地下室，穿过漆黑的阴暗的走廊，然后出现了一间间像仓库似的房间，每个门都紧锁着，只有门上部狭小的玻璃窗口露出依稀可见的一点灯光。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接着又是几声厉声喝斥和乱棒拷打的声音，那种悲惨的、哀求的男人的惨叫使我一阵阵颤栗！不知道这儿究竟关了多少人？走到走廊最尽端，守门人指着一个门，小声对我说：“这里是你妈妈。记住，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我走进小门，心中夹杂着惊悸、恐怖、渴望，我踮起脚，扒在玻璃窗上，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黑屋中央，放着一条长板凳，我母亲披头散发地跪在那条长板凳上！她低着头，我几乎不能看清楚她的脸，只见她双手反绑着，衣袖完全破碎，胳膊和脊背上是青一道紫一道被殴打的伤痕。那条窄窄的长板凳，我妈妈要在那上面跪多少时候？受多少审讯？挨多少鞭打？眼泪顿时如泉水般地涌出，我真想放声大哭，扑向妈妈！我忍住一阵阵抽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暗暗呼唤着：“我亲爱的妈妈！我善良的妈妈呀！你千万不能去死啊！” 守门人催促我赶快离开，我心如刀绞般地跟随他走出地下室，走到机关门口，只见一群人把血淋淋的三个塑料袋往一辆卡车上扔：那是刚才跳楼的那个男子和他的两个亲骨肉。我很惊讶：周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眼泪，所有的面孔都像寒冬般地死板、冰冷。多年之后我母亲以及母亲那位夹着一双亲骨肉跳楼惨死的同事，终于都洗清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但是那一天，对我一生的震撼太大了！ 从妈妈机关出来，天色已是一片漆黑，猛烈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抽打在脸上，我只觉得浑身冻得哆嗦，额头又烫得要命，眼泪已经流干，脑袋疼得像要随时炸开，我的双脚发软无力，犹如被巨大的铁砣拖曳着，我脑子里迷迷糊糊地呼唤着妈妈。突然间，我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一头栽倒在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家简陋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发现我躺在马路边，怎么也呼不醒，便急急忙忙地把我背到医院。医生讲我得的是轻微脑震荡，没有生命危险，并且问我住在哪里，要打电话让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我只觉得嗓子发干，胸口被什么巨物堵塞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医生再次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一边讲要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时，我突然把头埋在医生那双大手里，悲天恸地的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喊着：“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呀！” 几天后回到家里，那轻微的脑震荡却反倒突然使我清醒了许多。我翻出爸爸书橱中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翻出《联共（布）党史》，我的脑子里是一串连一串的问号：剧作家老舍跳河死了，翻译家傅雷开煤气死了，这些都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文学前辈，语文课上老师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仰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着…… “这是一场把国家拖向毁灭的运动！”一个念头跳到了我的脑子里，就再怎么也抹不掉了。 1967年整整一年，我一头钻进了书中。 1968年，当我刚满17岁时，我便向《文汇报》大胆地投书，我在信中写道：“白色恐怖笼罩着曾经是阳光明媚的祖国。”并且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佛朗哥“第五纵队”的例子，呼吁党中央警惕个人野心家，立即结束这场摧残人生、亡党亡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在信的末尾，我郑重地写下了我所在中学的名称、地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一个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列宁传》长大的、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17岁的女孩，立即成了这场革命矛头直指的斗争对象、批判对象！由于这封信，我曾经想到过要去死。由于这封信，在以后近10年中，我付出了整个青春的代价！ 我不再是孩子了。 然而，这一次只是厄运的刚刚开始。 老头儿擦了擦那把戳死了好些条鲨鱼的长刀片，把桨放下，然后系上帆脚绳，张开了帆，把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天晓得，最后那一条鲨鱼撕去了我好多鱼肉。”他说。现在死鱼已经成为一切鲨鱼追踪的途径，宽阔得像海面上一条大路一样了。下一个来到的是一条犁头鲨，它来到的时候像一只奔向猪槽的猪。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做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他知道终于给打败了，而且连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 老人85次出海，85次空手而归，最后一次拖到岸上的是一副雪白嶙嶙的鱼骨。 “它们把我打败啦，曼诺林。”老头儿走进岸边的茅屋，对等待他的小孩说，“它们真的打毁了我。” 当童年结束的时候，我总是想我已经被彻底打败，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老人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想象中被彻底打败的只是第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前面还有84次出海捕鱼的惊涛骇浪在等待着我。而我最终能不能拖一副雪白的鱼骨上岸，我不知道。 “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你却不能毁灭他！”当我从童年走向少年，又从少年走向成年时，我一直记住了这一句话。正是由于这个，童年给我带来的理想的光环，至今仍然在照耀着我。“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麦克后来在听我用英语念了我这段往日的日记后，曾经沉思了许久。我问他：“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麦克回答说：“我的童年只做三件事：读书，读书，读书。”这个在欧洲一个知识分子的富裕家庭成长的孩子，确确实实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完成了他的历程：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但这并不排除他对巴赫和瓦格纳有着痴迷的爱好，以及对德国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拿起一根木棒，随着立体音响中的乐曲指挥起莫扎特的第20号钢琴协奏曲，我则打开房东留下的那架旧钢琴，立即随着钢琴独奏部分弹奏起来。末了，他不无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么多！”我立即答道：“想不到西方人对东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样少！”麦克意外地说了句：“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要和你结婚！” 孤独也好，寂寞也好，动荡也好，然而童年这一颗单薄的花蕾，毕竟悄悄地吐蕊开放了。 1991年8月20日 写于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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