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海外故事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上页 下页 | |
| 三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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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大洋彼岸，在千千万万美国公民心中，那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人们心中响彻着他的呼唤：“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这个解决了导弹危机、拯救了美国经济、有所作为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肯尼迪！ 我曾经和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一起来到阿灵顿公墓肯尼迪的墓前，望着那盏在风中摇曳的长明不灭的火焰，我想起了在美国刚上演不久的由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F.K》（约翰·肯尼迪）。电影中有凶手同谋者这样一句话：“人们应该知道肯尼迪为什么被杀，因为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影片力图表明是由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军方和社会邪恶势力联手谋杀了肯尼迪总统。我又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那次祈祷会。啊，历史！你究竟是谁写的？ 有一次在曼哈顿公园大厦我的住宅中，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互相嬉笑怒骂，台湾朋友讲我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我则讲她们是“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我说刚到纽约时看到中国城挂满了庆祝双十节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感到毛骨悚然，台湾朋友则讲，听说我居然曾经是红卫兵，不由倒退三步直抽冷气，无异于面对一个真正的杀人魔王。不过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一致见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 1966年，我刚满15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顷刻之间，全市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套上的那个红卫兵袖章、挥舞着大手的照片。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再也不能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了！有人要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紧紧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正是爱打扮爱漂亮的少女年龄，但我们毅然地剪去了辫子，脱下了裙子，全部换上旧军装。把家里的箱子翻遍，为的是找到一条父亲穿过的旧军裤，也为了标志我们的血统。我们满街跑来跑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又提着浆糊桶满街刷大字报。我们甚至自己搞来了一台刻字钢板和油印机，每天一听到“最新指示”、“最新消息”、“北京动向”，就立即刻写印刷，然后飞快地贴满大街小巷。 1966年8月底，上海要组织一支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学校里每个班级选两名。我被选上了。那是我第一次乘上列车，我和伙伴们激动得彻夜不眠。8月31日，北京的夏日万里晴空，我亲眼见到毛主席走上天安门。我跳呀喊呀，泪水模糊了双眼。见到毛主席那天，我戴的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我还保存在一只箱子里，麦克曾经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还不丢掉，我回答他：“这是历史。” 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那个年龄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要需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绝不会迟疑。 有人说我们是疯狂的一代，又有人说我们是被毁灭的一代。历史自有定论。 有一天深夜，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家里已是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出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了，连最小的妹妹也参加了“红小兵”，整天在马路上唱《红卫兵之歌》、《造反有理》。只有我奶奶在家（我爷爷已经去世），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没有看见家人了。我刚拿起冷馒头咬了一口，爸爸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要向他汇报我和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怎样日以继夜地奋战的！ 我高兴地扑向爸爸，却突然发现他面色苍白，眉头上凝聚着层层乌云，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有过那种沮丧的、痛苦的表情！我大吃一惊，问：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沉痛地坐下，那双昼夜未眠、布满细细的红血丝的眼睛凝视着我，闪出一种少见的慈蔼、哀婉的神色。他拉着我的手说： “爸爸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爸爸要到机关去好好检讨，接受审查。你们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听奶奶的话，要积极参加运动。”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又被提升了（“文革”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某部副主任），每天工作开会到深夜，只是在星期六我姐姐从复旦大学回到家里时，才有空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谈话。当时他最关心的，似乎就是我们是否天天看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爸爸会犯什么错误呢？“文革”一开始，爸爸部里的另一位副部长就上吊自杀了。爸爸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爸爸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拿了些东西，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我和奶奶。我听到他胸膛中发出一声沉重的撕裂肺腑的叹息！他轻轻关上门，走了。 那一夜我一直没合眼，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漆黑的、巨大的深渊。在静静的深夜里，我感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黑暗包围了我：我爸爸会是敌人吗？如果我爸爸成了敌人，我怎么办？明天将会怎样？后天又会怎样？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我呜呜地抽泣起来……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学校，我告诉大家：我父亲犯错误了。我已经不是“红五类”，不能当红卫兵了。然后我像木鸡般地坐下，呆呆地望着地板上的裂缝。原来，报纸上天天讲要抓的党内资产阶级，竟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父母！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红卫兵总部去了。过了几天，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我亲爱的妈妈被打成了叛徒，被机关造反派抓走了！ 我在瞬间成了黑帮子女。隆冬来临，漫天的飞雪席卷着黑黝黝的上海，我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弃！我想妈妈！我多么想见见我的妈妈啊！我决定一个人走到外滩边上妈妈的机关去，请求造反派让我看一眼我的妈妈！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能沿着淮海路走到福州路，再走到外滩黄浦江边，当远处出现了我母亲工作机关的那幢灰色的10层建筑物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地紧缩抽搐：妈妈，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她还在这里吗？她究竟怎么样了？ 我心情沉重地拖着步子，走到离机关还有五分钟距离的街口时，看见一群人仰着头，摇晃着双手，朝着天空拼命叫喊：“不要跳！不要跳楼！”我顿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又有人要跳楼自杀了！我向10层楼顶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个40岁的男子站在阳台外的边缘，他右臂夹住一个4岁大的男孩，左臂夹着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两个孩子可能吃了安眠药，睡着了似的在父亲的双臂之下，这个男子一边哭一边大声叫喊：“我没有罪！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让我活，就让我们全家一起死吧！” 他又撕心裂肺地嚎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鹅毛大雪盖过他那乱草般竖起的蓬发，他摘掉眼镜，然后更大声地哭喊：“冤枉啊！……我没有罪啊！”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扩散，像幽灵般地凄惨。那是一个神经崩裂的嚎喊，是一种面临猛兽时无助的、绝望的惨叫，他根本无视下面一群人包括一位民警大声的命令：“不准跳！”现实世界仿佛已与他隔绝，一个疯狂的、垂死的灵魂，在大雪纷飞中发出最后的吼叫和哭泣。 然后，在一秒钟之内，一团庞大的黑影重重地从10层楼阳台摔下，发出震动地面的轰响。我吓得再也不敢走近一步，我怕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哭还在叫的中年男子，我怕看到那一对男孩女孩，更怕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活生生的三个肉体最后的痉挛和挣扎……我哭泣着。这一副悲惨的剧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再也不会回到天真烂漫的过去了。我的童年，我的充满了幻想和鲜花的童年已经结束。 我换了一条马路，疯狂地飞奔到妈妈机关的后门，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拼命地敲着铁门，大声地喊叫：“妈妈！妈妈！我要见我的妈妈！”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开了门，他也许看到我满身雪花，满面是泪，动了恻隐之心。他抓住我冻得发僵、冰凉的手，把我带到机关走廊上。这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有几条醒目的标语写着打倒大叛徒我母亲的一长串口号。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级干部，连中级干部也不是，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大叛徒呢？这些标语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那慈祥、善良、辛辛苦苦把我们六个子女带大的亲爱的母亲，会是人民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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