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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又漫步到第五大道上国际著名的Tieeany's首饰店，踯躅在这个曾经拍摄过轰动一时的影片《蒂芬妮窗口的早餐》的橱窗前，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河》乐曲。与其说我爱这部电影，不如说我爱主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奥莱依·赫本。她太美了，我深深地迷恋着她在《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的娜塔莎。我想到，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灵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当我17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引自信中）。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17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 　　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ee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他们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团，而暗地里却想堵死我今后的一切道路，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18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18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站住了脚？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人的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我想，我之所以比那些生长在美国的白人同龄女子幸运，不仅是因为我的一生总是在奋斗，总是在设法改变命运，而且是由于我自记事起受到的一连串磨难中逐渐养成的一种倔强的性格。我在艰难中仍然憧憬着未来，渴望着机遇；艰难的生活历程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 　　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啄壳的雏鸡，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断啄破外壳，终于有一天伸了伸脚，展翅一跳，跳到了壳外面，看到一片葱绿。我终于不仅是被周围的世界所吸引，而且由我自身的存在，也吸引了周围的世界——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大宾馆我的床头。 　　当我写这个序言时，除了手下这几张空白的稿纸外，周围尽是堆得满满的客户发来的英文传真、函电、国际快邮信件、来样、合同、信用证……我太忙了，如石油巨商哈默先生所说：“一旦投入生意，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要静静地坐下来写一点体会或是传记式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是我前前后后思索了两年时间，今年六月份动笔，陆续写出的。虽然尽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处。另外，这里只是写我本人的经历和体会，以及试图描绘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图画；作者本人无意涉及任何其他的真实人物，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不下任何定义。 　　如果我的同龄人——从北大荒的“战友”，到老三届的同伴，直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启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道理，那么对我来说便是极大的安慰了。 　　——周励 　　1991年11月30日纽约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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