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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章　纽约商场风云 　　§A　第一笔生意——成功 　　在《衣食住行》工作了几个月，我渐渐发现，在美国，任何一本华人刊物——无论是生活刊物或文学刊物，其在思想性、哲理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大陆。与中国文坛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文学沙漠，能把人闷死。我的工作主要是拉广告和撰稿，每打一个广告，就要连写稿带拍照。中国城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移民老板对于上报拍照，在中国人中打“知名度”是乐此不疲的。于是我同时成了工商记者、摄影记者、撰稿人、收款人，在每个月提交给杂志老板的几千元广告费中，赚取我仅一千美元的工资和“佣金”。我尽力用自己的“权力”试图将这份刊物脱离中国城的老土味，而向中国大陆的水平进军。 　　这是我由美国向中国的第一次进军。我采访了胡晓平、张建一、王晓东、朱明瑛、詹曼华等一大批来美留学的中国大陆艺术家。同时，我又利用记者身份，参加了各种社交活动，与市长、参议员、共和党、民主党、知名商人接触，也与一批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驻美国和联合国的特派记者打得火热。然而我很清楚，虽然身份变了，但我的地位——指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和麦克住的房子是租来的二间一套室，就其气派和质量，还远远不如我在上海住的公寓。我想，住在纽约，起码得够上上海标准吧。美国人是以“钱”来论地位的，你要打入美国上层社会，首先得亮招牌——财产。 　　如唐纳·川普曾是两亿富翁，和老婆闹离婚后正值海湾战事，美国经济衰退，《纽约时报》及时报道他的身价已降为一亿，然后是六千万，然后是一千万，然后是银行逼债，之后电视台又报道说，如果没有银行贷款，这位前亿万富翁的现金帐户是一千美元——和我这个穷记者一样，如此等等。而像麦克这样寒窗六载拿到博士学位，虽然有身份，但却不见有地位。如在大学教书，最多挣三到四万美元，而进入大公司工作，则可拿六七万美元。当了主管拿十万——这就是最高阶层了。 　　我从来不想发洋财，发财当然是件好事，但与我的思维却搭不上线。我只是想有些事做——指自己感兴趣的事，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太穷。因为我从来不把麦克——我的丈夫的钱当作我自己的钱。我希望住进明亮宽敞的房子，有一辆随时可用、性能良好的小汽车，另外就是在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时不要被价格所烦扰。当然，最重要的一大愿望是能够有一笔钱周游世界。如此而已。而凭我当这份杂志记者的收入，我必然终日惶惑，而杂志又有随时倒闭的危险。因为杂志老板对我说过不止一次：“自杀的最好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办杂志。”有一次，老板娘跑到公司来和老板吵：“小孩钢琴不学了，房子也卖掉，全部用来挡你的大牌。”她把美术员刚设计好的我那份全页广告扔在地上，双眼冒出愤怒的火花，谴责她丈夫不惜牺牲全家利益来办这份倒霉透顶的杂志。 　　我决定“两条腿”走路，一面继续卖力拉广告，为杂志多赚钱，以避免倒台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开始进行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做生意。这件事从我一开始到美国，就跃跃欲试了，在选专业时也将比较文学改为读商业管理。可生意怎么做呢？我一无资本进货，二无仓库，三无推销员，而和大陆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也没有内线。但我隐隐约约却充满信心：第一，我是在纽约美国商业中心；第二，我的英语已经不错，我有了广泛的社交基础和社交能力。那么，剩下的就是找机会，或者是等机会了。虽然我学的是商业管理，但是真干起来，可真是崭新的一课——课堂上绝对没有人教你的！ 　　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我碰到了一位许久不见的熟人，这人一看见我就哇哇大叫：“啊呀！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不做生意啊？你没听说人家拉到关系做军火的，赚了成千上万！还有纺织品！只要搞到配额，就是钱，配额你懂吗？Quota！你有关系吗？你能搞到配额吗？”她像连珠炮似的把我轰得头昏脑胀。我当时只是笑笑，作出对“军火”一窍不通，对“配额”也无戏可唱的样子。正准备转身，却被她身边一个人喊住了：“对不起，请留下你的名片好吗？”我这才注意到这位熟人边上还有一个人。他看上去四十六七岁，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下是一对小小的三角眼，黑眼珠很小，难怪我没有注意到他。 　　我按礼节匆匆地给了他我在杂志的名片就走了。路上的点头之交一般是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没想到这连三分钟都不到的“偶遇”，却成了我第一笔生意的起点。第二天，有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自称是彼得，昨天遇到我的那位。他讲要约我见一个面，有“要紧事情找我谈”。我那天很忙，因为晚上还要采访靳羽西，并为海外电视节目制作一个商业采访。但那位先生在电话中坚持要尽快和我见一面，并说他已经非常了解我，并且非常佩服我，等等。无奈，我只好抽了空去曼哈顿中城和他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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