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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十八

  梁士诒是以赌徒的心情,参与帝制的。最初是被迫,为了五路参案,不能不下水;但一经下水,才知道不翻江倒海搞一场,他就会灭顶——别样不说,光是“大典专款”数千万元,这笔“赌注”,如果不作背城借一之计,就无法收得回来。像打“沙蟹”一样,先是被迫“跟进”,现在到了最后一张牌,如果“不买”,则前功尽弃,就算输定了。

  这最后一张“牌”是外交。袁世凯称帝,如果不能获得列强的承认,而当今之世又不能“关起门来做皇帝”,则帝制终将归于泡影,是不问可知的。梁士诒与他的智囊密谋,认为英国与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最深,主张利益最力,所以非取得英、日的承认不可。英国方面,朱尔典与袁世凯的交情很厚;而且曾有劝进之举,这个交涉不妨由袁世凯自己去办;现在要全力争取的是日本的承认。

  日本方面的交涉,说难办很难办,说好办也很好办,只要允许他们“二十一条”中所未允许的部分,作为承认“中华帝国”的交换条件就可以了。

  于是由交通系的巨头周自齐,在袁世凯的直接指挥下,撇除外交部,展开了对日本的秘密外交。

  第一步是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到日本试探。军部当然赞成,大隈首相亦表示可以商谈。等有贺回到北京,日本军部的代表阪西中将,接踵而至。初步谈判的结果,是以满蒙及山东沿海的若于权利让予日本,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

  于是借大正天皇加冕的机会,袁世凯指派周自齐为特使,他的任务有二:一则致贺,二则赠勋。这是表面文章,秘密的任务,就是签订密约。这番折冲安排,由袁世凯直接密电驻日公使陆宗舆,陆宗舆直接向大隈首相打交道,中日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不知道。大隈还曾特地告诫陆宗舆:“我们现在约定,这件事除你、我跟贵国袁大总统以外,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

  当然,中日两国外交部门,对周自齐的公开任务是知道的,先期电报往来,商定特使的行程,周自齐预定由京奉铁路转南满铁路,在一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但是,由于云南独立,情势已有变化,如果袁世凯从事和平解决,迁延日久,则日本方面是不是还肯照原来的协议签订密约,就大成问题了。

  交通系集合密议,认为这副牌非“沙蟹”到底不可。袁世凯采取妥协的态度,等于中途丢牌,是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

  当时由周自齐进宫“面奏”。他认为有两点理由,不能不用兵:第一,云南名为独立,实为“叛乱”,如果对叛乱安抚,则他人起而效尤,难乎为断。其次,和平解决,就非谈判不可,云南所开的条件必高,一时决不能达成协议。这样迁延日久,日本为了等待事态的澄清,势必观望。这一趟东京之行,必然徒劳无功。

  第一点理由,袁世凯觉得很有道理,但第二点理由,就要分两面来看了。谈判日久,固可令日本观望,讨伐令下,兵连祸结,局势不宁,日本又岂能无所顾瞻?

  “不然!云南弹丸之地,拿什么来反抗中央?”周自齐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情势,了如指掌,胜败之数,必有明了的判断。现在离赠勋之期还有些日子,如果陈二庵迎头痛击,能打一两场漂亮的胜仗,我在东京就更加振振有词了。”

  这番话将袁世凯说动了,因此才有褫夺唐、蔡官职的明令发表,同时分明暗两面调兵遣将,希望瓦解云南的独立组织。

  由于袁世凯的态度突变,各国公使自然关切,纷纷到外交大楼去探询真相。外交部长陆征祥升任国务卿以后,在政事堂的时候居多,所以接待之责,便落在曹汝霖身上——他亦颇为困惑,虽看出交通系从中捣鬼,但到底捣的什么鬼,却不明白;因此,决定进宫去问个明白。

  ***

  “你跟蔡松坡熟不熟?”等曹汝霖说明来意,袁世凯这样问说。

  “不熟,认识。”曹汝霖答道,“他在日本士官那几年,我亦在日本念书,所以认识,回国以后就很少见面了。”

  “松坡这人有才干,但是有阴谋,而且面有反骨,不能长命,我早已防他了,所以把他调进京来。”

  “是。”曹汝霖问道,“如今是不是要下讨伐令?”

  “这道命令下不下都没有关系。”袁世凯很从容地说,“事情当然不好,不过也不必看得太严重。各国公使怎么说?”

  “当然是要了解我们政府的动向。”

  “你可以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叛乱。”袁世凯说,“四川、云南等省,向来没有中央军,所以我派曹锟、张敬尧领兵驻扎四川边境,以备不虞。现在有陈二庵的三个旅在四川,力量更厚了。西南军力薄弱,有此劲旅,不足为虑。”

  “各国公使也很关心广西的情形。”曹汝霖又说,“尤其是法国。”

  “那更不要紧。龙子城倾向中央,坐镇广东;陆荣廷在广西决不敢有所举动。总之,云南胡闹得可笑。”

  袁世凯成竹在胸的神态,给曹汝霖的印象极深,这就不必再往下问了。至于交通系如何捣鬼,自不便问袁世凯,只能在外面打听了。

  ***

  曹汝霖之外,另一个人也在打听此事,而且已经略窥端倪了。

  这个人就是辛亥议和的北方首席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自从跟袁世凯翻脸南下以后,搞成不两立之势。他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翘楚,爱婿顾维钧正任中国驻美公使,以此双重渊源,与各国驻华使节常有酬酢往还。交通系所捣的鬼,就是外交团来的消息。

  而且,提供消息的不是别人,是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英国和日本在对华利益上,一向有冲突。朱尔典劝进的本意,亦就是希望英国争取较多的权利。谁知一向与日本不大接近的袁世凯,忽然特派交通系的巨头周自齐为赠勋专使,而且据英国驻日公使的密电,东京外务省对周自齐访日相当重视。这件突兀之事,内中必有文章。

  等到阪西中将访华,蛛丝马迹,可以判断周自齐访日,必有秘密任务。英国外交官是最擅长于在夹缝中操纵利用的,不过第一步先要了解确实真相,而在北京无法下手,上海五方杂处,为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或许倒有机会。

  于是朱尔典打了一个密电给他的上海总领事:“周自齐奉使出国,传闻携有密件,能否查得确据?当拨款数万镑为机密费,专办此事。”

  由于唐少川在外交界的关系,以及与袁世凯处于敌对地位,英国驻沪总领事认为他可能予以极大助力。一番密谈,唐绍仪欣然许诺,代为全力进行。

  唐绍仪跟他左右商量的结果,决定唱一出“盗宗卷”。物色到一个很适当的人选,也姓袁,单名瑛,字仲德,是袁乃宽的儿子,只是父子政见不同,袁瑛不以他父亲列于“十三太保”为然,加以重赏之下,便一诺无辞,进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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