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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此所以我有不得不牺牲子孙的话。仲仁，我这样跳火坑，在你看，一定很傻。” 　　“是！” 　　想不到张一麟是这样简单明了的答复，袁世凯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换了个话题问道：“蔡松坡早已坐日本轮离津南下，统率办事处还经常收到他从天津来的信续假。这是何道理？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袁世凯没有再说下去。张一麟却不免奇怪：蔡锷在京里的好朋友甚多，而且自己跟他的交情并不深，袁世凯又何以问到这话？莫非怀疑自己跟蔡锷有勾结吗？ 　　因此一念，张一麟忽生宦途险峻的警惕，浩然而起归思，考虑要上呈文，辞官回苏州邓尉去看梅花。 　　＊＊＊ 　　最后通牒到期的那天，袁世凯召集称帝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会前传观一通电报：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继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祸，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继尧等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诸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在国家为不祥，继尧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召兹干涉，既濒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继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继尧等志同填海，仇不戴天，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实视众志何如？麾下若忍于旁观，继尧等亦何能相强？然使彼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继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对歧途而观望，坐此徘徊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也，所驱逐者，为叛国之一夫也！匕鬯不惊，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复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图利之。 　　文末具名，领衔的是唐继尧，接下来是蔡锷、任可澄和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以及一度到京的参政戴戡。 　　“云南脱离中央了，另外还照令英法领事，自称政府，还组织了护国军。”袁世凯接着以带点抱怨的口气说：“这件事，我本不主张，你们逼我这样做，现在该如何应付？”说着，将视线投向张一麟。 　　张一麟打了个寒噤——不幸而料中，这两天已经打听出来，果然有人在袁世凯面前搬弄是非，说他与蔡锷有联络。因此在这带着谴责意味的一瞥之下，他觉得不能不表明忠于袁世凯的立场。 　　“云南的举动，未免为亲痛仇快。为今之计，只有急电四川、湖南，在边境上严加防范。一面不妨电致冯华甫，由他出面，联合各省劝告罢兵。” 　　这是和解的办法，能够这样劝得云南就范，自然是上策。所以袁世凯点点头说：“那末，就烦你拟个电报给华甫。” 　　张一麟即席动笔，拟好了给冯国璋的电报稿，让袁世凯看过，随即发出，国务会议也就散了。 　　散了会，纷纷找报馆去打听云南的消息，到了晚上情况很明显了，据说蔡锷到了云南以后，唐继尧在军务上早有部署。及至袁世凯对于促请取消帝制最后的通牒，并未发覆电，便按照计划，宣布独立。 　　云南独立以后的全省军政最高长官，定名都督。唐继尧提议推选蔡锷担任。在同辈中，他的资望最高，才识最优，膺任此职，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蔡锷，他有他为大局着想的一番打算。 　　蔡锷逊谢的理由是，他为反袁而来。如果当了云南都督，可能会使人误会，他的目的在争名位，这一来，动机不正，号召就不够力量。其次唐继尧虽说少年得志，有“唐娃娃”这么一个影响威仪的外号，但到底是本地人。云南以一隅之地“护国”，劳师动众，筹措饷械，需要本地人特别出力，理当由深得云南父老推重、子弟爱戴的唐继尧出任都督。 　　唐继尧极敬重蔡锷，再三揖让，成了相持不下之局，因而开会提付表决，结果蔡锷的主张胜利，唐继尧做了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护国军的编制，一共是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就是二次革命的要角李烈钧。 　　尽管云南方面来势汹汹，但人心却还安定。因为参加过国务会议的人，了解了袁世凯的意向，自然有义务辟谣，说是一定可化干戈为玉帛，而云南一隅之地，也要量力而行，必然会在冯国璋联合各省的共同劝告之下，委屈求全。此外还有种种迹象，如提拔过蔡锷的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曾保举蔡锷出任湖南督军而未成事实的熊希龄，都为袁世凯约进宫面谈，自然是调他们出来劝解蔡锷罢兵，显得袁世凯确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那知到了十二月廿九，忽然明令发表，褫夺唐继尧、蔡锷等人的本兼各职，并派原来的滇军第一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长刘祖武代理民政长，“着令交出蔡锷，唐继尧等来京治罪。” 　　张子贞是护国军的总参谋长，刘祖武是唐继尧兼领的护国第三军的第四梯团司令。因此袁世凯的这道着令交人治罪的命令，显得有点滑稽。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是双方决裂，袁世凯决定出兵“讨伐”的明确表示。他的态度，何以有此改变？令人惊疑。 　　好些人在打听原因。但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袁世凯的态度改变得强硬，完全是受了交通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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