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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此外巡按使在袁世凯看来,只好比做前清的藩司,所以只封为伯爵,总计一百二十八名。其中包括两个死人,为袁世凯所毒死的赵秉钧,追封一等公,称号跟曾国荃的谥法相同,是忠襄。另外一个是扬州盐枭出身的徐宝山,追封为一等昭勇伯。至于师长、旅长,则封“世爵”:一、二等轻车都尉。

  由于陆征祥的建议,京官暂不封爵,所以北洋三杰的一龙一虎,都不如一狗来得尊荣。但冯国璋亦颇遭猜忌,这不但因为“筹安”期间,冯国璋并无赞成帝制的表示,而且他那位仿佛孙尚香的新婚夫人周道如,不断有密电打来,告她夫婿的密,各方说客,云集白下,都在策功冯国璋反袁。这在袁世凯看来,女人不免涉于张惶,但究竟不能放心,所以打算将他内调为参谋总长,另外派人镇守两江。

  ***

  民国四年只剩下十天,转眼就有“中华帝国”出现。但年号未定,如何教天下四海奉正朔?因此以定朝仪的叔孙通自命的王式通,颇为紧张,连日召集会议,预备拟出三个年号,好恭候“钦定”。

  与会的自然是那班内史秘书,也有大典筹备处的处员杨度、顾鳌,首先由王式通引经据典,将定年号的规制、学说,细细讲了一遍。结论是开国之主,宜用“武”字,并引汉光武、朱洪武为例。

  这一原则,在座的人多表赞同,杨士琦更提出用“武定”二字,“定”字不言可知,是用的袁克定的名字,暗寓储位有定,大家都鼓掌赞成。

  但是,为了蔡锷出走,受到袁世凯责备的杨度,却有不同的意见。“马上得天下者,年号用武。如汉光武、朱洪武,都是力争经营,奄有天下,自然以武为宜。”他停了一下,接着做翻案文章,“今上俯顺民情,非专由武力定天下,自兹以往偃武修文,定万世太平之基,宜乎建号用‘文’。”

  这一说,亦不无道理,于是双方展开激辩,各持一论,文武如水火之不相容。就在这不得开交的当儿,迟到的朱启钤,匆匆而来。听王式通说了刚才辩论的情形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马褂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

  “各位!”朱启钤笑吟吟地发言,“自古王者之兴,必有嘉瑞附应。我念一篇好文章给大家听!”

  洪范五行之义,为帝国建号之基。天数五,地数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明洪武开国以来,至于今日,适合五百年之数。此五百年中,为外族与汉裔消长之运,前有洪武驱胡元,后有洪秀全抗满清,辛亥武昌黎元洪,一举义旗,清代禅位,大功始集于项城一身。如证以德国图书馆影印出版之《推背图》:“小小天罡,垂拱而治”一条,判诗有:“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元向汉中看”;又如黄栗山人禅诗,历序汉清朝代,最后诗曰:“光芒闪闪见炎星,统绪旁延最有凭。继统偏安三十六,洪荒古国泰阶平。”推背图演周易各卦,阐发五行;黄孽山人以梅花数述周易卦理,亦本五行,得见天地之心,原本洪范。历察谶纬,洪字累累如贯珠。故帝业纪年,“洪”字先行决定,再拟他字。

  这篇短文。不知是做得好、还是念得好?在座的人,都觉得神完气足,头头是道;所以异口同声地赞成:“用洪字、用洪字。”

  “下面一个字,有个绝好现成的字眼,”杨度紧接着高声说道,“宪!”

  “宪”者,君主立宪。跟洪字合起来念,也还顺口,所以无异议通过。即日“面奏”袁世凯,深为嘉许,决定明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年号既定,便得颁历,好教“中华帝国”臣民,齐奉正朔。这是教育部的事——在此以前,汤化龙早就将中华民国五年的历书,分送各省。帝制派认为他是反对帝制,有意捣乱,颇为不满。这次又怕张一麟不合作,会故意耽误,所以特为请袁世凯面谕颁发新历之事。

  袁世凯是在丰泽园召见,面谕两点:汤化龙发出去的明年度历书,收回销毁;洪宪元年的新历,尽速印颁。

  “教育部穷得很。”张一麟答道,“印历书的预算,已由前任汤总长支出。目下年度即将结束,实在没有余款可以动用。”

  “这好办!”袁世凯当即交代左右,发专款一万元。于是交出来一万元支票,一本洪宪新历的式样。张一麟面领辞出,立即去访中央观象台的台长高鲁。

  “高鲁兄,”张一麟将他拉到一边,拿支票和式样交了过去,“上头交代的事,你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历书是家家户户要用的,错不得一个字,怎么好马虎?”

  “我说的马虎,不关内容问题。我是说,不必普遍颁行,你只印一百本,分送各机关就是了。”

  “原来如此!那好办,也用不到一万元。”

  “经费我不管,实报实销。”张一麟又指着式样说,“历书前面,印上项城的像,你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创举,看上去不大象样。”

  “不象样就不要印了。”

  交代完了这件事,回到部里,只见袁世凯又派人来请入宫。于是匆匆赶到居仁堂,只见袁世凯在踱方步,眉宇之间,隐隐然有忧色。

  “你看,”袁世凯指着书桌说,“云南来这么一个电报。”

  拿起电报译文一看,只见开头使用的是“北京大总统钧鉴”的字样,内容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内乱重要罪犯”,一共十三个人,筹安会六君子加上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顾鳌,正就是力赞帝制的所谓“十三太保”。

  这封由唐继尧及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出面打来的电报,是采取最后通牒的格式,限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答复。张一麟心里在想:莫非是要我起草覆电?

  他猜错了。袁世凯微微冷笑着说:“对元首竟出以哀的美敦书的行为,悖逆之极!这封电报,当然置之不理。”

  张一麟如释重负,以前每次替袁世凯草拟辟谣的函电,他总相信袁世凯出于本心,所以欣然命笔,那怕搜索枯肠,亦不以为苦。如今眼看袁世凯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无一句不是谎话,如果再替他作违心之论,岂非一大苦事?

  然则袁世凯特地召见,又为了什么?他实在想不明白,只是存着戒心。

  “仲仁,”袁世凯问道,“你在外面听到什么批评没有?”

  这自是对袁世凯称帝的批评。街谈巷议,嘻笑怒骂,无所不有,但又何能当面说给他听?想了一会,他这样答道:“左右耳目众多,何劳下问张一麟?”

  “问他们的话,”袁世凯说,“十句当中只好听六七句,我想要晓得那三四句。”

  这是个进诤言的机会,但苏州人的性格,不肯当面给人下不去,所以张一麟自我迂回,这样答道:“代行立法院劝进的那一天,我本已写好一封信,预备呈上,后来因为生米已成熟饭,只好作罢。现在既蒙垂询,倒不妨面陈一二。”接着,他朗声念他原函中的警句:“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治。”

  将袁世凯比做秦始皇,他不生气。拟之于王莽,却是他不甘心的,所以神色显得有些不自然,但终于只是报以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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