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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当时亲贵中最有势力的，已非孤立的庆王奕劻，而是宣宗的胞弟，咸同两朝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的长孙，镇国公载泽，人称泽公。他是手握财权的度支部尚书，袁世凯的死对头盛宣怀，跟他有极深的关系。而岑春煊因为政治上的门户异同，跟盛宣怀算是一起的。这时看袁世凯被逐，蔡乃煌的冰山已倒，便预备攻掉他以解心头之恨。而盛宣怀当然也讨厌蔡乃煌，常在一起商量，心愿相同，却苦无下手的机会。 　　到了宣统二年秋天，上海突然发生“橡皮风潮”。有个洋人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大登广告，说在南洋有多少橡胶园，橡胶的用途如何之广，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如何可以坐享巨利。于是想发财的人，借了钱去买他的股票。不久，洋人离沪他去，杳如黄鹤，打电报到南洋一查所说的橡胶园，根本是子虚乌有之事。这一下，印刷得异常精美的橡胶股票，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商铺住户受害的不计其数，连带钱庄亦受了影响，为客户牵累，周转不灵，因而倒闭的有数十家之多。 　　为了稳定市面，蔡乃煌密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请他出面，奏请朝廷，拨款救济，以恤商艰。这是极冠冕堂皇的一件好事，却不知蔡乃煌是为自己打算，弄些不值钱的股票，骗了一大笔公款。事为盛宣怀所知，便狠狠告了一状。泽公大怒，蔡乃煌亦就此丢了纱帽。 　　但是袁世凯复起，蔡乃煌却并未再得意，因为袁世凯的知人之明是最了解小人之心。蔡乃煌在上海道任内的行事，为他所卑视，觉得能不用最好不用。这样一直到了这年四月底，忽然发表明令：派蔡乃煌充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员。这个人选，大出乎主张禁烟最力，而且实际上在负禁烟全责的梁士诒的意料。 　　梁士诒从光绪三十一年由印度回国后，就极力提倡禁烟。光绪三十三年与英国所订的禁烟条约，以及宣统三年的续约，都由他一手所促成。到民国二年为止，中国已有十省停止运入来自印度，为瘾君子称为“红土”的鸦片烟。这样的成绩，连英国亦表示佩服。等到梁士诒当了税务督办，更可用寓禁于征的手段，贯彻他的理想，预计在民国五年，条约届满之日，可以肃清全国烟毒。 　　这年四月里，海关报告，江苏、江西、广东三省，走私运入的烟土极多。于是梁士诒曾同朱启钤，呈请帕特派员到这三省去查禁。预期着袁世凯会特派清正大员去主持其事。不想明令发表，竟是这一个连袁世凯都看不起的卑鄙小人。 　　仔细一打听，才知其中大有文章。蔡乃煌能钻营到这个差使，是因为他自愿担任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负责筹措帝制运动费。所以财政部长周学熙力表支持，而蔡乃煌又通过杨度的关系，向袁克定拍胸担保，可以筹足三千万，解交财政部。 　　蔡乃煌筹款的办法，是责成洋商报效。中央禁烟条约规定，从民国三年起，不准再由印度运烟土进口，可以贩卖的，只有存在香港及上海仓库中的一万四千多箱。民国三年销掉六千多箱；民国四年，一月到四月，只销掉一千六百多箱，存货尚有六千箱。滞销的原因，一则是吸者日少，再则因为私土充斥。如果到了民国五年年底，还卖不掉，则约期届满，存货无条件充公，损失甚大。因而蔡乃煌与洋商接头，每箱烟土除照章纳税以外，另外报效四千五百元，作为查禁私土经费。私土一禁，合法烟土的销路自会畅旺，而且完了税的货品，不能再限制它的销售期限，洋商自然乐从。 　　就这一手法，得以平空筹出两千七百多万，颇为壮了杨度等人的胆。然而蔡乃煌的花样，却又不仅于此，梁士诒所看的那封信，便是从广州写来，报告蔡乃煌所出的花样。 　　＊＊＊ 　　由于帝制派及财政部的有力支持，蔡乃煌说动了广东将军龙济光和巡按使张鸣岐，预备实行一个名为禁售，实为专卖的办法。 　　据信中报告，蔡乃煌的办法是这样：一面与洋商议定限制入口的销数，一面指定收买机关。在禁烟局附设“药膏检查所”，洋土入口，都由这个所收买，加入戒烟药料，制成药膏或药丸，经检验后发售。 　　但是收买洋土，先要垫一笔资本，库空如洗，何来数百万的巨款。所以蔡乃煌又想一个办法，招商垫款，将来出售药膏药丸的盈余，四成归公，六成归商，如果亏折，由商人自行赔垫，与公无涉。 　　“这么好的买卖，何来赔垫之说？”梁士诒冷笑，“四成归公，六成归商。哼！” 　　“这当然要反对。”叶恭绰说，“蔡伯浩也是广东人，如此贻害桑梓，不知他天良何在？” 　　在座的广东人居多，无不愤慨，你一言，我一语，大骂蔡乃煌，同时也将蔡乃煌在专卖以外，还有假公济私，趁机贩销私烟的企图也抖露了出来。 　　尽管大家对蔡乃煌深恶痛绝，然而谈到是不是要反对他的限售其名、专卖是实的禁烟办法，却有大相径庭的意见。一派主张梁士诒为了贯彻素志，应该以税务总督办的身分及影响力，提出反对。另一派则以现实观点来衡量利害得失，因为反对蔡乃煌个人，固然无关紧要，但蔡乃煌所代表的背景，却惹不起。第一是袁世凯和帝制派，第二是财政部长周学熙，第三是龙济光和张鸣岐。投鼠忌器，况且禁烟到底不是税务处的主要职掌，实在犯不着多事。 　　梁士诒的本心是要反对的，因为以他的政治地位，不肯予人以随波逐流、毫无主张的印象，为了建立声望，更应当持正力争，博得社会广大的好感。同时，他也到底读过几句书，顾到身后之名，明知鸦片贻患桑梓于无穷，此时竟一改素志，默尔而息，史笔诛心，难逃公道。但提出反对则确有现实利害、关系重大的顾虑。因而听了两派的意见，委决不下，只好向一直不曾开口的叶恭绰征询意见。 　　“燕老当然该说话。不过，要考虑的是，说话见效以后的麻烦。”叶恭绰这样回答。 　　这是提出来一个新的看法，梁士诒想了一想，领会得他的意思，慨然表示：“也不过三千万而已！” 　　到底是“财神”，口气不凡。大家都这样在想，三千万不过“而已”！蔡乃煌所拍胸担保筹足的“帝制运动费”三千万，还待洋商报效。梁士诒则有交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和盐业银行在手里，另外加国外银行方面的关系和信用，三千万叱咤立办。果然肯出此大手笔，不但蔡乃煌的如意算盘落空，而对袁世凯的输诚，也就最切实不过了。 　　因此，原来跟他意见不同，主张少管闲事，随蔡乃煌跟龙济光、张鸣岐去胡搞的那班人，也不再开口。开口的还是梁士诒本人。 　　“誉虎，”他向叶恭绰说，“你代表我跟朱桂莘去谈一谈。我的意思——”他停了一下，咽口唾沫，“反正你都明白了，只望后世能见谅苦衷。” 　　这就是说，虽已向袁世凯完全投降，但还得留下袁世凯垮台以后，与国人相见的余地。这个任务甚难，只是叶恭绰论关系，责无旁贷；论感情，义不容辞，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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