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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九 　　蔡伯浩，就是蔡乃煌，而蔡乃煌是他侄子的名字——他本名金湘，字雪桥，中了秀才便在家乡广州府番禺县包揽讼事，为人刁恶，又工于刀笔，便成了俗语所说的“恶讼师”。像这样的人，无不为县官所痛恶，找到一个他争妓斗殴的机会，说他有玷士林，移文“学老师”，申详学政，革了他的秀才。 　　秀才见县官有许多好处，长揖不跪，自称“晚生”或“生员”；跟百姓上得县衙门，跪倒磕头，口口声声“大老爷”，荣辱大不相同。最关紧要的是，百姓不像秀才那样有免于刑责的特权。因此，蔡金湘被革了秀才，便不敢再为人兴讼，不然，县官一怒之下，便可以当堂打他的屁股。 　　蔡金湘在广州存身不住，便冒用他侄子蔡乃煌的国子监监生的身分，走京城应北闱乡试，中了举人，从此称为蔡乃煌，而且自己题了个别号：伯浩。 　　举人还不能出仕，要做官便得捐班。蔡乃煌捐了个知县，分发台湾，为藩司李体干调为文案委员。不久有甲午之役，割台求和，台湾百姓，死不奉诏，于是而有推举巡抚唐景崧领导抗日之事。唐景崧密电朝廷请饷，朝廷拨准一百万两银子，而户部先就扣了四成。其余六十万两汇到台湾藩署，局势已经很乱，蔡乃煌混水摸鱼侵吞了二十几万，一溜烟远走西南，在四川“上兑”，捐了个三品道员。 　　在四川混了好几年，二次进京。这时的朝局，已有一番剧变，戊戌以后，袁世凯骎骎大用，荣禄一死，军机处分为两派，一派是庆王奕劻；一派是相貌长得跟慈禧太后所出的穆宗极像的瞿鸿禨。袁世凯属于庆王这一派，而瞿鸿禨一派中，则有慈禧太后庚子年逃难，率师勤王而获宠信的两广总督岑春煊。这两派如水火之不兼容，结果由于瞿鸿禨无意中泄漏了慈禧太后对庆王不满，有逐他出军机之意的机密，为御史恽毓鼎参了一本，共计四款罪名，最严重的是“阴结外援”和“分布党羽”，因而被逐出军机的反是瞿鸿禨。 　　对庆、袁来说，这个所谓“丁未政变”，自是意想不到的胜利。但岑春煊的宠信未衰，终究是心腹大患，于是袁世凯牺牲他的亲家周馥，将他从两广总督的位子上拉了下来，以广东土匪猖獗，非有威望如岑春煊者不足以镇慑的理由，说倒了慈禧太后，以岑春煊调补周馥的遗缺。 　　岑春煊当然了解，这是庆王和袁世凯孤立他的手段，自恃恩宠，便上疏辞官，慈禧太后不许，证明慈眷犹深，这个总督还可以做一做。他是广西人，特简为两广总督，打破了本省人不准做本省地方官的成例，算是异数，亦算衣锦还乡，所以向北洋新军借调了五百人，由天津坐海轮，浩浩荡荡，直奔上海，预备转道香港，到广州就任。 　　就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接到北京的电报，瞿鸿禨“开缺回籍”，是像翁同龢那样，凄凄凉凉的下场。这一下，岑春煊知道再不能干了，电奏请假一个月就医。这也还有试探之意，如果慈眷已衰，则一定开缺。结果准如所请，保留着两广总督的底缺。 　　在袁世凯看，“斩草不除根，来年春又生”，大是可虑。于是，正到京钻营的蔡乃煌，献上一计，毕竟斩断了岑春煊的根。 　　这一计移花接木，嫁祸萧墙。蔡乃煌深知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梁启超师弟，深恶痛绝，便弄了张康、梁的合影，与岑春煊的照相合在一起，延请擅于西法摄影的巧手，在暗房里搞了一番鬼，重新印出来一看，居然是岑春煊与康梁的合影，天衣无缝，局外人再也想不到，岑春煊与康梁根本不曾见过面。 　　找个机会呈上御案，慈禧太后既惊而怒且悲，伤心得掉了眼泪。于是庆王面奏，照瞿鸿禨的例子，将岑春煊“开缺回籍”。而慈禧太后却还念着他庚子年勤王保驾的功劳，说是“不必让他难堪”，降旨：“久病未痊，准其开缺调理。”意思是一俟痊愈，还当复用。 　　知道内幕的，已可断定岑春煊失宠，慈禧太后有生之年，决无复起之日，而袁世凯反倒有大用的可能。果然，两个月以后，他当了军机大臣，同时拜命入值枢廷的，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不但当了军机大臣，还当了协办大学士。入阁便算拜相，称谓叫做“中堂”，形诸文字便是“相国”。但入阁而不值军机，有名无实，尊而不重亦不亲，唯有两者得兼，才是所谓“真宰相”，张之洞便兴头得不得了。 　　他本来是看不起袁世凯的，此时由于袁世凯刻意交欢，所以大改常态。他以扶持风雅自命，所到之处，必作文酒之会，居然亦延袁世凯作座上客。其时盛行诗钟，张之洞最好此道，而蔡乃煌亦是此中好手，以他的性格，当然是借此结交大老，所以每会必到。 　　会中“敲钟”，每次都由张之洞做“大主考”，有一次出题：“蛟、断”四唱。蔡乃煌做的一联是“斩虎除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就表面看，上联是用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下联用的是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的故事，其实是有所指的。虎和蛟是指岑春煊和瞿鸿禨：而房杜用来恭维袁世凯和张之洞。隶事精切，而又善颂善祷，张之洞击节称赏，袁世凯亦大为高兴。 　　于是为了酬庸蔡乃煌，袁世凯将他放了出去当“苏松太道”。这是一个有名的肥缺，苏州、太仓、松江三地，本为东南膏腴之地的精华。洪杨以后，松江府属的上海，兼管海关，更是日进斗金的无上优差。因此，苏松太道亦称上海道。 　　袁世凯放他这个缺，固然是为酬谢他照片上绾合岑春煊与康梁，文字上绾合张之洞与袁世凯自己的功劳。但也有责成他监视岑春煊的使命在内。蔡乃煌当然知道，所以在上海常找岑春煊的麻烦。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与德宗同时驾崩，国有大丧，八音遏密，而岑春煊不废游宴，因而蔡乃煌写了一封信劝他：“身在江湖，心依魏阙，必效陶公之运甓，宜归谢傅之围棋。况国恤方新，人言可畏！” 　　这是上海人所说的，存心“触霉头”，岑春煊气得不得了，然而无可奈何。蔡乃煌则因内有袁世凯作靠山，外有袁世凯的亲家，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十分跋扈，不拿顶头上司江苏巡抚陈启泰放在眼里。陈启泰自然气愤不平，在公事上常找蔡乃煌的毛病。蔡亦不服，竟在信上丑诋陈启泰抽大烟、好赌：“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 　　陈启泰大怒，专折严参蔡乃煌。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即使被参的人，简在帝心，别蒙恩眷，亦无非奏折“留中”，落个无结果而已。而陈启泰的奏折，竟发交两江总督端方查办，这是军机上有意袒护蔡乃煌，给陈启泰难堪。他气上加气，竟致一命呜呼。 　　然而，蔡乃煌的上海道亦干不长久。主要的原因是，两宫宾天，溥仪入继。隆裕太后及摄政王载沣，还有那班“载”字辈和“溥”字辈的近支亲贵，要为光绪报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之仇。虽然袁世凯性命得以保住，但放归洹上，使得蔡乃煌失去了靠山，因而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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