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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这次是外交次长曹汝霖答复:“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我外交政策是秉承大总统的指示,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所以关于日本所提的条件,以及历次会议经过,都用迂回的方式,透露给外交团。美国公使芮恩施,曾经密告国务卿卜莱安,无奈卜莱安并不重视。芮恩施而且直接电呈威尔逊总统,威尔逊亦持消极态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日本在华盛顿活动得很厉害,美国方面所重视的是‘第五号’,因为这一号的条款,干涉中国内政,对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日本的解释是:‘第五号’是向中国的请求,可作友谊的商讨,意思是可以让步,因此美国不会挺身干预。我们希望英美出面牵制日本的政策,就目前来说,无实现之可能。”

  “外交方面的形势,由于欧战的关系,对我不利,在军事方面,亦难跟日本周旋。”袁世凯说到这里,仿佛悲愤不胜似地,“我国虽弱,如果侵犯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的条件,我一定誓死力拒。现在,第五号,日本已撤回不议,其他侵及我主权、以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据理力争,已经修改,比最初的情形,已挽回很多,不能不委屈求全了。”

  这就算作了结论。会议有些“无终而终”的模样,从主席开始,一个个悄然离座,每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神气惨沮,一声声幽微的叹息,似断还续。唯一的例外是国务卿徐世昌。

  “子廙(yì),子廙!”他的声音虽不算太高,但在此哀肃低沉的气氛中,颇令人注意,纷纷转脸去看,当他会后有何惊人的言论发表。

  谁知全不相干!徐世昌从马褂夹袋中,掏出一迭纸片,交给财政总长周自齐——每一纸片是一份简历,这就是官场中的所谓“交条子”。

  “子廙,一共八个人,务请推爱安插!拜托!拜托!”

  在场的人,无不愕然相顾。这样的场合中,徐世昌居然无动于中,还有心思为私人打算,真可说是全无心肝了。

  而徐世昌却怡然自得,仿佛无视于大家惊愕的眼光,从容而起,踏着安详的步伐离开了居仁堂。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提出二十一条的道理!”梁士诒大摇其头。

  但是,这也难怪徐世昌,他到底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了,对袁世凯的本心与行事,也看得太透了!知道他的容颜惨淡,悲愤难言,都是做作,暗中全不是这回事。二十一条的问题一解决,就等于取得了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紧锣密鼓,好戏快将上场,不整顿全神,等着看戏,戚戚何为?

  §四

  会议的内容,当天就外泄了。外交界和在京的外交团大肆活动——在北京的外国人,跟中国官场最接近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旅华四十年,老奸巨猾的英国公使朱尔典;一个是大总统的法律顾问,美国法学博士古德诺,还有一个也是大总统的法律顾问,也是法学博士,日本的有贺长雄。

  当然,物以类聚,留学那一国的,亲近那一国的人。特别是有贺长雄,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华籍门弟子而成为显宦的很多,同时他也是日本进步党的元老,与现内阁总理大隈重信伯爵,关系至为密切。这种种优越的身分,加上门弟子的“尊师”,使得有贺长雄在对日交涉紧张之际,成为中外所瞩目的人物。这天公府的会议,自然会有人向他去报告结果。

  他住在外交部的迎宾馆,这座华美的大宅,座落石老娘胡同,原是袁世凯最早的公署,改为外交部招待外宾以及举办庆典宴会的宾馆。有贺长雄是其中的上宾,他的门弟子每晚必集,这天到得更多,说是中日交涉已化干戈为玉帛,是两国之福,因而有贺长雄开香槟款客,高兴非凡——只可惜,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曹汝霖未到。

  曹汝霖被公认为亲日派的首脑。袁世凯用他为外交部次长,并仿照“加衔”的办法“仪同特任”,完全是为了让他来办对日外交。当谈判二十一条,濒于决裂时,就是由曹汝霖献计,请他的老师有贺长雄回日本疏通。由元老出面干涉,撤回了第五项,却招来了哀的美敦书。照美国方面的看法,哀的美敦书是袁世凯所希望的,因为要这样一逼,袁世凯才能承认其他四项,说起来国力未充,不能不委屈求全,向国人便有了交待。

  这是不是曹汝霖与有贺长雄商量好的妙计,谁也不知道。但曹汝霖是这一次交涉中的要角,而且主张和平解决最力,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时正在外交部与顾维钧彻夜商拟对日答复的照会,三易其稿,方由顾维钧译成英文。

  诸事就绪,已经清晨四点钟。假寐片刻,曹汝霖携带着中英两种文件,坐车到公府。那时天色凝明,南海荷香鸟语,清气扑人,曹汝霖的精神一振,直入春藕斋求见。袁世凯亦跟他一样,精神好得很。

  呈上照会的中文稿,由于其中有辩驳之处,稿子很长,袁世凯还未看完,副官来向曹汝霖报告,说有日本人的电话。

  直接打电话到大总统办公室来的,不过是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翻译官,名叫高尾亨。他说得极好的北京官话。但却用日语发言:“曹次长,今天已到最后限期,贵方复文,什么时候发出?”

  “一定在限期以内。”曹汝霖极有把握地说。

  “有一点我要提醒曹次长,哀的美敦书的复文,只有‘是’与‘否’两个字可用。如果中间加上别的话,彼此又起争辩,会错过最后期限,反而误事。”

  曹汝霖很奇怪,高尾仿佛已经知道了复照的内容,便答一声:“知道了!”将电话挂断。

  接着,便将谈话的经过,报告了袁世凯。同时表示,中国方面的一举一动,日本人似乎无不明了,可见得必有“暗探”密布各处。

  袁世凯叹了口气,吩咐召请内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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