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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杨士琦和杨度所最忌的一个人，就是粤系，也是交通系的首脑梁士诒。当熊希龄组阁时，曾邀杨度入阁，征求他的意见时，熊希龄是这样说：“晰子，请你帮我的忙！”

　　杨度的答语极隽妙：“帮忙不帮闲！”他提出的入阁条件是：必须当交通总长。熊希龄的同乡观念最重，而且当年一起搞“君主立宪”时，他们与梁启超同是极亲近的好朋友，自然一诺无辞，而结果却以梁士诒的反对，杨度未能如愿。这件事他耿耿于怀，一直不释。不久，梁士诒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为二杨抓住“小辫子”，不但被踢出公府，而且几乎失宠。

　　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党员，或则销声匿迹，或则亡命日本，鸟尽弓藏，用不着熊希龄再来当国务总理，于是二杨向袁世凯献议，改革政制，取消内阁及公府秘书长，合并设置政事堂，一石二鸟，使得熊希龄及梁士诒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情况下，失所凭依。

　　“燕荪！”袁世凯接纳了献议，向梁士诒说，“我想，我应该仿照美国的办法，大总统之下，不设内阁，设国务卿，总揽百揆。国务卿的衙门，就叫政事堂，你看如何？”

　　梁士诒平日的主张，不赞成取消内阁，以为大总统要扩大指挥权力，不妨加强公府秘书厅的组织来网罗人才，所以这时听得袁世凯的话，率直表示反对“国务卿”的名义。“美国的‘国务卿’，照英文原义来讲，应该是‘国务长官’，日本译为国务卿，是错了。而况，”他说，“中国在共和政制下，那里还有什么卿不卿？”

　　就是最后一句话犯了忌。皇帝对臣子的称呼，客气一点的称“卿”，既无皇帝，自然用不着称卿。梁士诒是句老实话，袁世凯却大感诧异，当时目不转瞬地瞪着梁士诒，仿佛是在问：你是表示反对帝制吗？

　　结果还是设了政事堂，徐世昌来做了“太平宰相”，梁士诒也出了公府，被任为税务督办，不再是袁世凯的“近臣”。只是他在财政、金融、交通界的潜势力，一时无法动摇，所以二杨又出了一记花招，就在他将离公府之前，找关系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系梁士诒的评论。

　　这篇评论一开头就说：“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固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的第一人也。”以下分析他的性格，说极像袁世凯，“着着蹈实，步步为营，及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功。”这段话已是意在言外，隐约指梁士诒在密密布置“篡位”，以下“譬如行军，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更似嘲笑袁世凯费尽心机，不过为梁士诒开路而已。

　　接着便是强调梁士诒在财政、金融、交通以及实业方面的势力，“非唯在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这些表面上看来大捧特捧的话，其实是对袁袁凯的警告，作用是要引起他的猜疑。

　　旁敲侧击做足了反面文章，正面再点一句，说“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大总统大权旁落者”，结论是：“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

　　这篇文章，不但袁世凯动心，袁克定看了更觉得触目惊心，因为梁士诒很明显地是跟他站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变成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了。

　　因此，二杨设计了一套打击梁士诒的办法，但必须等日本“二十一条”的交涉，告一段落，“外患”既消，方可全力对内。

　　中日交涉开始于二月初二，一直到四月十七日，一共开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当时群情愤慨，民气高昂，而且段祺瑞的态度改变，一力主战，袁世凯始终没有坚定的表示，因此日本政府看准了他的两项弱点：第一、是怕国民党；第二、是想做皇帝——不但想做皇帝，而且想快快做皇帝，所以到了五月初七，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除原件第五号以外，其他一至四号，限期五月九日下午六点钟，“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于是袁世凯下令，五月初八下午召集会议，袁世凯亲自主席，右面是副总统黎元洪，左面是国务卿徐世昌，此外政事堂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部政务次长曹汝霖，以及在这一次交涉中相当活跃的秘书顾维钧均列席以备咨询。

　　首先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报告这天中午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告：“朱尔典是这么说：中日交涉，竟至决裂，实在可惜。贵总长知道，哀的美敦书只有是与否两种答复，目前中国的情形，非常危险。欧战正打得起劲，各国无法注意东方。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避免危机。从此整修军政，切实预备，埋头苦干十年，必可抬头跟日本相见。我想，大总统明白大势，知己知彼，决不轻自启衅。”

　　说到这里，陆征祥停了下来。大家的眼光，亦都落在主席脸上，只见袁世凯毫无表情，不知道他对朱尔典的话，是不是听得进去？

　　“朱尔典又说，”陆征祥继续报告，“他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已经秘密动员。今日府中会议，决定大计，关系中国存亡，贵总长应力排众议，负起责任，辅佐大总统，支撑危局。因此，特来请贵总长注意。我在中国四十年，跟袁总统有三十年交情，不愿眼见袁总统与贵国遭此不幸。这一番意思，请贵总长代为报告袁总统及大会。”

　　说完坐下。整个居仁堂静寂如死，只等袁世凯发言。

　　“黎副总统，有什么卓见？”

　　黎元洪是早就跟他的智囊商量过的，当即答道：“国家大计由大总统一手主持，元洪没有啥子话说。”意思是根本不担辱国的责任。

　　“徐国务卿呢？”

　　“朱尔典盛情可感！”徐世昌答非所问。

　　他旁边就是议事堂左丞杨士琦，不等问到，先自发言：“朱尔典的意思很明白，英国自顾不暇，中国不能期望它仗义执言。”

　　袁世凯点点头，却又问说：“杏城的看法，各位以为如何？”举座默然。然后杨度发言：“朱尔典忠于大总统，这番劝告，兼顾公谊私情，出于肺腑，不可不特加重视。”

　　“英国的态度如此，美国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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