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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岂有此理！”袁世凯勃然大怒，“这样的大事，你何以不早告诉我？” 　　“跟，跟大总统回话，”陆征祥结结巴巴地说，“未成事实，不敢渎陈。” 　　“如今已成实了，如何转圜？你，你误了我的大事！” 　　袁世凯越想越光火，发了从未有过的脾气，推倒了面前的茶几，站起身来就走。 　　“子欣！”段祺瑞也怪陆征祥，“你怎么不早说？极峰跟朱尔典的交情极厚，你又不是不知道。早说，岂不可以托朱尔典出来转圜？” 　　朱尔典在华多年，对中国官场的升沉，各派势力的消长，洞若观火。英国人讲现实，所以朱尔典跟袁世凯的交情厚，是因为他的势力足以保护英国在华的侨民及利益，不能不买账。而袁世凯以为英日有同盟关系，如果早知道有此苛酷的条约，大可托朱尔典从中斡旋，弭患于无形，则日本不伤面子，事情容易成功。他的打算，陆征祥当然了解，无奈国际关系，并不如袁世凯所想象的，“卖交情”便可解决那样单纯。不过这话也不便分辩，免得传到大总统耳中，更为恼怒。陆征祥唯有报段祺瑞以苦笑而已。 　　“现在是怎么个打算？你该拿办法出来！”段祺瑞警告着说：“不要真的搞得决裂了，干戈相见，不是开玩笑的事。” 　　“只有秘密交涉。”陆征祥说，“其实就连‘秘密’二字，怕也做不到，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住？” 　　看陆征祥没有句着实的话，段祺瑞长叹一声，摇摇头掉身就走。 　　＊＊＊ 　　果然，这样的大事瞒不住！接近外交团方面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有这么回事。梁启超从住在东交民巷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深为关心，特地看政事堂机要局长，久在袁世凯幕府的张一麟求证其事。 　　“有这回事。”张一麟很坦率地答说。 　　“那么，大总统作何表示呢？” 　　“大总统认为各国的对华政策，都主张保待均势，‘小鬼’借对德宣战为名，强行接收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已经拣了便宜，各国必不容他作进一步的扩张，所以判断‘小鬼’亦无非虚张声势，贵乎出以镇静，慢慢化解。” 　　“何不肃然表示拒绝，争取民心，作为交涉的后盾？” 　　张一麟笑笑不答。 　　这一笑真所谓“尽在不言”。袁世凯不愿率直拒绝，看似别有用心。梁启超认为非走不可了。 　　于是，农历的年初二，他只身到了天津，住在一家旅馆里，闭门写作。要写的东西很多，但最急要的，莫如对日问题，因而第一篇就是《论日本要求之不当》，寄到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 　　这篇文章一登，外交部和日本公使馆都大受其害，两方面都展开了活动，袁世凯希望梁启超回京，叫张一麟写信劝驾，这当然不会有效果的，他回信说是北京太嚣杂，无法著述，所以避地天津。 　　日本方面是由顺天时报出面，向梁启超下功夫。有个记者名叫辻听花，久居北京，说得极纯正的一口“京片子”，而且生活起居，与中国人无异，也逛八大胡同，也听戏，也办花榜，也写戏评。日本特务机关所办的这张顺天时报，便靠辻听花的那枝笔“叫座”。运动梁启超，就由他来下手。 　　采取的是先礼后兵的宗旨，迂回进攻的策略。辻听花揣着日本正金银行一张五千圆的本票，去看“熊凤凰”——前任内阁总理，籍隶湖南凤凰厅的熊希龄，先是拿梁启超大大地恭维了一顿，然后道明来意，愿意拜在“任公门下”，以五千日圆为贽敬，请熊希龄做个介绍人。 　　熊希龄不仅因为是梁启超的好朋友，深知他的性格，不能做这样必碰大钉子的傻事，而且就他自己来说，亦不肯为虎作伥，当时摇头摆手一齐来，点水都泼不进去。 　　“拜门那一套是从前官场中的陋习，不想足下也学会了！”熊希龄说，“任公向来不收挂名弟子，何况又有这么一笔可观的贽敬，更何况在这中日外交吃紧的当口？我劝足下死了心吧！” 　　辻听花碰了个钉子回去，日本特务机关知道“先礼”失败，只好“后兵”了，在顺天时报上攻击梁启超是亲德派，又骂他忘恩负义，戊戌政变，若非托庇于日本公使馆，早就给慈禧太后抓了去，在菜市口砍脑袋了！ 　　这番攻击，除了成就梁启超的名声，更令人留意他的文章以外，别无作用。 　　＊＊＊ 　　年初七，蔡锷由北京到天津来给老师拜年，带来了一个消息：“猴头开始经营西南了！” 　　“喔，”梁启超很注意地问：“有何迹象？” 　　“听说预备派陈二庵到四川去。” 　　“啊！”梁启超失声而呼，“这倒是一着好棋。” 　　陈二庵——陈宧（yí）久已成为袁世凯的智囊之一。他以参谋次长兼统率办事处处员的资格，在军事方面，颇得袁世凯的重视。有些驾驭各省将军的手段，以及军事部署的妙用，是连段祺瑞都不见得能与闻，而陈宧却是能参预的。 　　以陈宧的才具，特别是他当过四川讲武堂提调以及云南讲武堂堂长，西南一带的军人，大半出于他的一手造就，如今出镇西陲，确为袁世凯的一大助手，所以梁启超说是“一着好棋”。 　　然而这一着“棋”的本身呢？是不是会听任袁世凯的摆布，还是自己会作主张？梁启超认为这一点是首先要下功夫去研究的。 　　照他的了解，陈宧在袁世凯幕僚中，颇出了些“高招”，撤销南京留守府，削夺黄兴的兵权，就是陈宧的杰作，也因此落了个“出卖革命党”的恶名。即以眼前来说，蔡锷的由云南入京，固然也是梁启超极力赞成，想邀这位得意高足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但最早的计议，却出自陈宧——蔡锷以湖南人在云南起义，当了都督，不过是过渡的局面。各省都以本省人当本省都督，蔡锷当然也要让权给云南人。陈宧了解到蔡锷的处境，便为袁世凯献计，召蔡入京，授以将军府“威”字将军的军衔、“全国经界局督办”的职务，以为笼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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