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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现在也大觉悟了！袁云台竟成司马昭。你我各张一军，笔阵归我。” 　　这意思是说，军事方面归蔡锷，他严肃地点点头：“从今天起，我就要做个准备。不过，老师也该有个打算，及早脱身为妙。” 　　梁启超默然。想了好一会，决定听从他的劝告：“你说得不错。我先到天津避一避。只是这一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 　　“京津密迩，我得空就去看老师。”蔡锷又说，“项城下令禁赌，梁燕荪常约人到天津豪赌，我跟他们混在一起，不会有人猜到我去天津的本意。” 　　＊＊＊ 　　第二天起，梁启超开始作迁居的准备，亲自督促佣仆，收拾书籍，本来可以从容从事，却由于一道任命状，成了“逐客令”，不得不匆匆离京。 　　任命状是政事堂送来的：“奉大总统令：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此令。奉此，合行知照。” 　　这自然是杨度出的花样，越逼越紧了！再不走就会由军警执法处派兵“保护”，无法脱身。 　　不过这时正是阴历的腊月，不但年近岁逼，不宜迁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以为他在京里欠下了多少债务，不能不出走躲避，所以梁启超决定等到农历新年再走。 　　就在这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件”，如果接受，等于亡国。梁启超不能不在京里多留几天，打听其事。 　　＊＊＊ 　　从欧战发生以后，中日关系大为紧张：日本在向德国宣战的第二天，进攻胶州湾德国驻军，占领青岛；接着又分兵西犯，侵占胶济铁路沿线。梁启超以参政员的身分向政府提出质问，蔡锷也发表演说，主张展开有力交涉。十九省将军，则由江苏的冯国璋领衔通电请缨，预备跟“小鬼”干一场。群情如此愤慨，而袁世凯却沉着得很，只是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向日本要求撤退回国，或者援照德国租借胶州湾的办法，留驻在德军原来所驻扎的地区。 　　交涉尚无结果，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到任了，呈递过国书，要求单独谒见袁世凯大总统。 　　“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日置益很率直地说，“大总统，你是最适当的人选。” 　　“贵使错了！”袁世凯一本正经地答道，“中国国体，究竟以共和为宜，还是应该恢复帝制，固然有待于慎重研究。但本人决无想做皇帝的意思。” 　　日置益早已从袁世凯的日籍政治顾问有贺长雄那里，了解了袁世凯的本心，所以根本不信他的否认，当然也不便再“劝进”，只是管自己这样说：“谁做中国皇帝，对日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中国皇帝应该向日本人民表示亲善，才能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他急转直下地取出一通文件，递了过去，“大总统，这里是中国向日本表示亲善的具体办法。” 　　袁世凯不接那文件，“贵使的话，前段表示要讲中日亲善，我很赞成，后段是交涉，”他将手向外一挡，“交涉请找外交部。” 　　“大总统的指教，自然要遵从。不过，”日置益有些踌躇，“只怕内容泄漏，妨害交涉的进行。” 　　袁世凯也踌躇，他很了解，这个交涉实在是“交易”，交易当然希望能成功，而一泄漏了内容，就不容易谈得成。想了好一会，觉得交涉虽须秘密，退路更不可不顾，无论如何中间要有个经手，出了问题，对内对外才得有所缓冲推诿。 　　于是，袁世凯便答了句：“不至于如此！” 　　国际交涉，原有一定程序。日置益无法强迫袁世凯当面接受他的外交文件，只好告辞回去，将二十一条件，密送外交总长陆征祥。 　　陆征祥是比国留学生，娶了一位比国太太。此人是条软骨虫，奈性懦弱，天生只堪供奔走之役。二十一条件在事先早有所闻，却不敢声张，只在望弥撤的时候，不断祈祷日本能够知难而退，而结果难题到了他头上。 　　跟外交次长曹汝霖商量，两个人的意见相同，只有将原件连夜译成中文，送呈大总统。 　　袁世凯一看译文，大吃一惊！日本的要求，共分五号二十一条。第一号是要求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再扩大，第二号是要求在满洲、蒙古的特权，第三号是要求插足于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防工业汉冶萍公司，第四号是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将沿海港湾及岛屿，租让他国，第五号则纯粹干预中国内政，请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政，买日本军械，让日本人建造铁路，日本的病院、寺院、学校等，享有土地所有权。 　　这是亡国的条件，但是袁世凯不敢拒绝，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外交总长陆征祥开秘密会议。 　　当然袁世凯虽不敢拒绝，但也不敢承认，唯一的对策，只有一个“拖”字，当时拟定了照会的内容，只有四个字：“来文已悉。” 　　“交涉恐怕很难。”陆征祥摇摇头，叹口气，“这样的条件，我总以为日本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 　　“什么？”袁世凯急急打断，“你早就知道了？” 　　陆征祥知道失言了，但无法抵赖，只能硬起头皮答道。“是的，在外交团早有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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