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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乎此!”杨度说道,“种族革命,固然万万不可,可惜政治革命亦不彻底。如能照你的另一种主张,又何致于有如今扰攘不安的情形!”

  接着这番从容的话以后,是他和袁克定的整顿全神的注视。在那样逼人的眼光下。梁启超只能埋视线于酒杯之中,如何回答很需要考虑。因为杨度的话,就像一个很结实的圈套,一下子套上他的头,得要好好想个摆脱的办法——梁启超那本《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是从他的《开明专制论》中,抽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另一篇是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的理由。杨度所指的就是这一篇:用意是很容易明白的,无非抓住梁启超自己说过的话,希望他坚持原来的主张,反对共和。

  当然,杨度的话再利害,梁启超也不致于被他难倒。“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说,“当初我认为万不能行共和制,是为了求安定,时异势移,何可并论?”

  “要说安定,正是今日所缺,今日所求的。前年的‘二次革命’的变乱,多由人人想当大总统而来,如果是君主立宪,像英国日本那样,政局稳定,社会也就安定了。再说,我们讲宪政,就要重民意,前些日子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这不是有爱于清室,而是民心厌薄共和的表示。卓如,你的观察力最强,总应该看得到!”

  如果不以为然,便得展开激辩。梁启超认为此时此地,不宜辩论此事,辩亦无用,唯有笑笑不答。

  话不投机,主人和陪客都看得出来,也都很知趣,住口不谈,只谈闲天,总算得以尽欢。

  饭后闲步,袁克定因为腿有残疾,所以由杨度引导着,在漪澜堂前后走了一转,最后在碧照楼前闲眺。楼前的长廊,面临北海,正如门额上所题的“湖天浮玉”,是北海风景最好的地方。梁启超由东面的倚晴楼,看到西面的分凉阁,回想明朝中叶以来,发生在西苑的许多大事,顿有不尽沧桑之感。

  “还是共和好!”他笑着说,“如果有皇帝,这些离宫别苑,就不是我们所能到的了。”

  “那也不然。”杨度回答得极快,“四海之内,那里有你不能到的地方?”

  这是恭维,更是暗示,暗示梁启超只要赞成帝制,富贵无极;则身为勋臣,岂有不能一瞻离宫别苑之理?

  想是想懂了,只能装作不解:“我要跟主人告辞了!”说着,他转身走了进去。

  进楼是要向主人道谢。听差说是“大爷歇午觉”,梁启超正中下怀,因为当面辞别,少不得还有一番周旋,也许还有纠缠,如今恰像“孔子拜阳货”,不见面恰如所愿。

  于是他回身向跟进来的杨度说道:“请代为和云台公子致意,改日有机会,再来聆教。”

  杨度有些讪讪地不大得劲,因为宾客犹在,主人管自己掩门高卧,未免失礼。袁克定的“大爷脾气”,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杨度颇劝过几次,无奈不听。此时当然也不便解释,更不便代为致歉,只好答非所问地说:“最近跟松坡常见面吗?”

  “不常见面。”梁启超笑道,“有了美人,就忘了老师了!”

  “松坡少小忧劳,温柔乡的滋味,难得领略,不过,住温柔乡的日子,到底还早。”

  梁启超知道他用的是龚定庵的诗的典故:“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蔡锷才三十多岁,正在盛年,这样迷恋小凤仙,在杨度似乎微有不满——也正要他如此!梁启超暗暗高兴。

  能骗过杨度,就能骗过袁世凯,眼前的机会,不可轻易放过。于是他正一正脸色说道:“晰子,我跟松坡到底算是师弟。像这些事,只好婉言微讽。你跟松坡的交情极厚,爱人以德,这劝善规过的责任,你无可旁贷,该切切实实劝一劝他,真要振作起来才好。”

  “是!”杨度仿佛受了责备似地,悚然领教:“说得好!”

  ***

  到家不久,蔡锷就悄然来拜访了。他为人深沉,行踪飘忽而又沉静,每次到梁家必经过一番小小的布置,使人猜不到他在何处?这时是骑一匹马,说要去逛西山,绕道来到梁家的。

  一到照例延入书房。梁启超这天特别提高了警觉,亲自关上了房门,才回身笑道:“松坡,今天有件很可以高兴的事:连晰子那样精明的人,都识不透你的作为!”接着,他将跟杨度临别之际那一番谈话,说给了蔡锷听。

  “晰子还说了些什么?”蔡锷问道:“听说今天云台邀宴,只有他一个陪客?”

  “是的。几乎搞成不欢而散。”梁启超说,“晰子要成拥立的大功,今天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是跟老师公然有所表示了?”

  “也跟公然表示差不多。”梁启超答说,“晰子想‘请君入瓮’,拿我当年有作用的主张来套我,岂不可笑?”

  蔡锷细想一想,知道是指他在《中国存亡一大问题》中的主张。当初为了求宪政的实现,必须消除清室的疑忌,所以作“中国万万不可行共和制”的论调,主张政治革命,兼且与孙逸仙领导的种族革命相抗衡。眼前这两种作用都不存在了,而政治革命还是需要的。但是,蔡锷深深怀疑,政治革命能不能顺利完成?

  “老师一向不主张流血,照我看只怕还是非武力解决不可。前年国民党由陈英士、黄克强、李烈钧发难的‘二次革命’,是一大觉悟,可惜失败!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对的。”

  提起“二次革命”,梁启超心里很难过。袁世凯利用“五国大借款”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却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利用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而成,由梁启超充任要角的进步党,组织所谓“人才内阁”,才得解决的。结果,袁世凯过河拆桥,“人才内阁”几乎成了“奴才内阁”。现在回想,自己是太天真了,居然一本正经地草拟什么《大政方针宣言书》,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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