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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期前斋戒,仿照清朝的遗制,由内务部制发“斋戒牌”,自大总统到陪祭官,无不佩带。同时又特制“九章祀服”,大总统头戴九梁冠样的“爵弁”,身穿十二团的蓝色大礼服,下面着的是印有平水文的紫缎裙,看上面像个茅山道士,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戏。但是,这副不伦不类的模样,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因为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还有高高在上,权力足以指挥京城一切警卫兵力的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已奉到密令,务必做足了“出警入跸”的派头,好让袁世凯尝一尝“天子躬行南郊大典”的味道,所以从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宝月楼而开的新华门起,往南出正阳门,转往永定门之东的天坛,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顶上,也站着端了枪的卫兵,不准百姓窥看。至于天坛周围,更不用说,总有两三千狞眉怒目的士兵布岗,把个本该雍容肃穆的典礼,搞得杀气腾腾,仿佛随时会出现流血五步的剧变似的。

  冬至这天是十一月初七,节气交在子时,但祀典仍在黎明举行。清晨三点钟,大总统坐装甲汽车出府,由正阳门到天坛,换乘朱轮金漆的双套马车,到了昭亨门外,改坐椅轿进坛行礼——“祝版”上具衔是“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他默祷时是不是自称“子臣”,就没有人知道了。

  §二

  接到袁克定的请帖,梁启超颇为踌躇。这年二月“人才内阁”垮台,他辞掉司法总长的时候,心还很热,认为袁世凯还是可与共事的人,所以接受了币制局总裁的任命,想在整顿财政上有所作为。而这番热心,很快地灰冷,因为他从六月间开始,一连拟了七个整理币制的计划,有的已经批准,有的还搁置着,而不论已未批准,都成了纸上谈兵。财政掌握在交通系手里,一切调度,都以方便袁世凯为原则,且不说混水摸鱼,谈不到整理,就想整理,也轮不到他梁启超来插手。

  因而,他算是觉悟了,一介书生,文章报国才是本分,所以坚决求去,借住在西郊的清华学校,埋头著作,一个多月的功夫,写成了一部《欧洲战役史论》。同时跟中华书局谈成了一项合约:中华书局发行一本《大中华杂志》,聘请他担任主任撰述,一行作吏,万种酸辛;还是笔墨中讨生涯,方是安身立命之道。

  如今袁克定特下请帖,注明只请他一个,并无别客,那就显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而且也可想而知,决不是谈学问,而是谈政治。好不容易才能摆脱宦海,如何又轻易卷入旋涡?这就是他踌躇的原因。

  经过一番深切的考虑,他终于决定了,还是赴约。他在想,自己的志向,袁家父子或许不了解,不过自己的见解,至少袁世凯是尊重的,也许是对当前的国事,有所咨询。听不听由他,自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是书生本分报国应有之义。

  邀约的是午宴。梁启超由清华园进城,直到北海——“三海”为总统府的范围,袁世凯的几个已娶亲的儿子,都在北海被赐了离宫,但袁克定是例外,北海的亭台池馆,可以随意使用,这天是在漪澜堂的碧照楼设宴款客。

  宾主礼罢,屏风后面闪出一个人来,梁启超不由得一愣,说是并无别客,怎么还是有客?而且是他所深具戒心的杨度!

  “卓如!”袁克定特地解释,“晰子见访。我想,你们是东京旧识,所以我特地留他在这里陪客。天很冷,喝杯热酒吧。”

  于是梁启超上坐,杨度打横作陪,袁克定坐了主位,一面闲谈,一面喝酒,主人和陪客都是从容闲逸的神态。

  席间谈笑风生,在表面看来颇为热闹,其实是貌合神离。梁启超有意避免涉及政治,而杨度则偏偏将话题往这方面引,很自然地提到了东京的旧事。

  杨度不但是尔京的旧识,而且有过极密切的关系,这是袁克定所深知的,只故意装胡涂,因此听杨度一提起,便插一句嘴:“有件事,我久已想请问了,当年两位曾有组党之议,有这话吗?”

  怎么没有这话?不过袁克定问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梁、杨这段交往,不欢而散——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廷派五大臣考察宪政,在北京车站遇刺,因此周折,延至十一月方始成行。五大臣中最热心宪政的是端方,通过熊希龄的关系,约请在日本的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宪政考察报告。端方所上的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等奏折,大半出于梁启超的手笔。

  到了第二年,清廷下诏,筹备立宪。梁启超预备组党,约了杨度与熊希龄,在神户密谈了三天,谈妥了办法。梁启超的本意,是要光大他老师康有为的“保皇会”,但保皇会这个名称,为慈禧太后所深恶痛绝,不便再见,而康有为则是朝廷悬赏缉捕有案的“乱党”,自然也不便出面,所以改用“宪政会”的名称,而“暂不设会长”,表示虚悬以待“康南海”。

  杨度那时担任留学生会的总干事,是东京留学生之中名符其实的领导人物。梁启超对他推崇备至,写信给他老师,推荐杨度做宪政会的干事长,在上海主持会务。

  但是,杨度有杨度的打算,他是想利用保皇会原有的基础,趁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一时无法回国的机会,移花接木打自己的天下。于是发生权利之争,组党之事,无形中搁置了。

  这是段不愉快的关系,但双方并未破脸,而且时间也弥补了裂痕。所以此时袁克定提起,梁启超只觉得怅惘,并不感到难堪。

  杨度又不同了。他的思路敏锐,辩才无碍,轻描淡写地叙完了往事,作为对袁克定的答复以后,急转直下地提到梁启超当年的政见。

  “卓如!”杨度面色极庄肃地,“当年我错了,现在才知道你在《中国存亡一大问题》中所提出来的主张,真正是千古不磨之论!”

  梁启超一愣:“你是说,我只主张政治革命,反对种族革命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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